1949年开春，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歼灭敌二十师和一个保安旅。彭德怀太原“带兵”，第十八、十九兵团和第十九军划归第一野战军。胡宗南见势不妙，决定全线退却，第一野战军乘胜占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
1949年2月10日，西北野战军正式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历史注定这支威武雄壮之师，将担负起解放祖国大西北的重担。
西北五省，大部分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峰峦叠蟑，高原、平川互相交错，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面积达3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仅2000余万。地域辽阔，土地贫脊，部分地区为戈壁沙漠。山峰终年积雪，平原雪水积聚，形成许多盐湖和沼泽。交通不便，粮食匮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当时，西北地区之敌总兵力仍有约40万人，而第一野战军只有15.5万人，所以单单依靠第一野战军现有的兵力，要消灭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完成中央赋予的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力量是不够的。彭德怀将自己关于这方面的考虑向中央作了汇报，请求华北部队增援。
1949年1月中旬，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等你们来中央时面商。
2月8日，彭德怀在赴中央开会前致电毛泽东，报告西北敌军动态和野战军概况，提出本年春、夏的作战方案，并说明：如三、四月间在山西的第一野战军部队能归还建制，徐向前、周士第部能人陕西夺取潼（关）渭（南），并进逼西安，则一野四五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宝鸡。如此，胡宗南必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之际，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
毛泽东12日复电说：先拿下太原，太原解放后，华北三个兵团中，至少两个兵团17万人可以用于西北。中央的意图已十分明确，暂时让西北的胡马集团多活几天，待华北问题解决后，即调两个兵团加强第一野战军，那时，再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解放大西北。
此时的胡宗南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在继续摆出经营西北战场的姿态的同时，已经暗暗做好逃跑的准备。
1948年11月下旬，他将兵团部撤到蒲城，准备在蒲城地区撑持一些时候。他仔细盘算了一番，把部队作了如下部署：第一军和第三十师驻蒲城，第九十军扼守蒲城东北5—6公里一带高地，第十二师防守在蒲城东10公里的孙镇。
12月初，由于我军活动于洛河以西地区，南下可以威胁蒲城，西向可以插入同、耀地区并直下三原，进而隔断胡宗南向西逃跑的退路。因此，他还不得不集中相当多的兵力于该方向。
这时，胡宗南的兵力已转为劣势，再加上淮海战场的失败，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搞光。胡宗南感到情况不妙，开始将后方的仓库物资，非战斗人员向汉中大量迁移。
12月底，胡宗南又将兵团部撤到咸阳，再一次对前方的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他留下第九十军等部守备蒲城地区，由第九十军统一指挥。第九十军下辖三个师：第五十三师（师长袁致中）、第六十一师（师长陈华）、第十二师（师长李继唐）、第三十师（师长王敬鑫）。胡宗南将这些部队作了具有掩护性质的部署：第九十军军部率第五十三师驻兴市镇及其附近村庄，第六十一师驻蒲城与兴市镇之间，第三十师守备蒲城，第十三师驻蒲城东南五六公里的村庄里，掩护主力侧背的安全，并作了向高陵互相掩护撤退的计划。
1949年1月中旬，第九十军奉命又撤退到高陵附近，与左翼守备三原的第六十九军取得了联系。其他部队，都调到径河以南地区，大有很快就要撤走之势。
1月下旬，胡宗南不甘心轻易丢弃自己苦心经营的西北地盘，又突然命令第六十五军进驻富平，其他部队又向北全面推进。此时，胡宗南的部队与我第一野战军经常保持接触，双方的侦察搜索部队常有小规模的战斗。
为了在华北两兵团人陕之前，紧紧抓住胡宗南，并积极配合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1949年春季攻势。由于彭德怀、王震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春季攻势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负责指挥。
1949年2月18日，战役开始，第一野战军决心先以第四军向铜川之敌第七十六军第二十师、耀县敌第六十九军攻击，吸引敌主力西援，继以主力第一、第三、第六军围歼蒲城、兴市地区第三十六军第三十师及陕西保安第四旅。
18日，第四军进至铜川西马鞍桥地区，19日夜开始攻击，20日扫清铜川外围据点，歼敌一部。铜川守敌，一触即溃，当天逃至耀县，又马上同耀县敌第六十九军一起逃至三原。
我军于21日进占耀县城。
驻守美原镇、兴市镇敌第十二师及第三十师，闻风丧胆，毫无斗志，生怕自己逃得慢。他们一枪未放就于2月18日、19日向富平、三原逃窜。蒲城只留陕西保安第四旅据守。
20日晚，一野第一军附骑兵第二旅秘密进至高阳镇地区，第六军进至白水城，第三军进至马湖一带，第二军进至孙镇及其以东地区。
21日，第一军准备围歼兴市、美原地区之敌三十师，截断蒲城至富平公路，然后以主力向蒲城进攻。但由于敌人先行退却，第一军顺利进至兴市集结。
当晚，第三、六军联合向蒲城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2时，将守敌陕西保安第二十六团、蒲城自卫团等全部消灭，俘第十一专署专员、保安第四旅少将旅长赵国珍以下千余人。
这时，胡宗南主力已退守西安至宝鸡一线，企图保存实力，待机反扑。
敌第一军退至泾阳以南，第六十九军撤至泾河以西，第六十五军及十八兵团司令部退到泾阳，第九十军主力退至永乐镇，还有一部留守三原及其附近地区。
根据战场敌情的重大变化，第一野战军对准备撤退之敌采取大胆深入、迂回敌后、断敌退路、突然袭击的战法；对敌地方武装据守的城镇，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歼灭敌人。
2月22日，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追歼胡宗南部的行动部署：拟以一、二、三、六军于明日向富平推进，首先歼富平地区之敌，得手后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以四军向淳化追击，首先歼灭该地区分散之第十四师，得手后威胁西兰路，以骑兵旅活动于下邦、孝义、关山、交口、渭河北岸地区，消灭团匪，摧毁保甲，掩护地方工作。
23日，军委批准了一野的这一计划，并指示张宗逊等要依当面情况酌定之，强调应告诫干部不要轻敌，防敌反击。
第一野战军按照作战部署向富平、淳化、口头镇之敌发起了进攻。2月24日下午，第三、六军主力向富平推进，准备围歼富平之敌。第一、二军阻击三原可能来援之敌，并切断富平之敌的退路。第四军十师三十团攻占石桥，师主力向淳化攻击，守敌第十四师四十团弃城逃跑。我第十师奋勇追击，全歼逃敌，解放淳化。
此时，敌第九十军由永乐镇南移高陵，企图在瓦窑头地区与我作战。
野战军遂改变部署，除以第三、六军备一部继续攻歼富平守敌外，第一、二军和第三、六军各一部集结待机。
25日晚，我第三军九师进至富平攻占县城后，继续向南关车站及连城堡攻击，26日全歼敌富平自卫团。第六军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在富平以西也歼敌一部。胡宗南急调南撤之第七十六军二十师连同第十四师四十团残部，在淳化西南地区布防，企图阻止解放军南进。
敌二十师是由陕西省三个保安团编成的部队。师长褚静亚在接受胡宗南的这一任命时，不知是嫌部队兵员素质差，还是日暮途穷的蒋家王朝的高官已无吸引力，着实勉强了一番。
1948年底，他满腹牢骚地冒着严寒雨雪，前往耀县、白水等地接收保安团队。1949年1月15日，他将保安团接收完毕，陆续集结在三原附近地区，准备整补训练。在接收点验中，他发现陕西保安团队腐败透顶，名义上虽有三个团，实际官兵人数不满3500名，而师编制定额却为12000人。许多士兵在数九寒天，还未穿上棉服，欠饷数月未发，官兵形同一群集团乞丐，令人望之寒心。他一面将情况报告西安绥署请拨补兵额，一面领发更换武器。
该师在工兵、通信、医疗器材及运输工具尚未领回，师直属营、连尚未组成之际，胡宗南竟命令他们星夜开往铜川，接替第六十九军，担任守备铜川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诸只好硬着头皮，带领数千残缺不全的乌合之众开往前线。
二十师出师不利，刚到铜川不久，就遭到我军三面围攻，危在旦夕。正在此时，胡宗南急调该师的一纸命令，算是救了褚静亚的命。命令上说：“你师应于本晚沿铜川一陈炉镇一富平大道向富平县附近撤退，尔后在三原待命。”
这时的二十师，与开往前线时的情景大不相同，特别“服从命令”，并且“兵贵神速”。他们扔掉胡宗南刚配发的大部分装备，一律轻装，在不到两天时间内，就跑到陈炉镇。
可他们却没料到，解放军追击部队已赶至陈炉镇，咬住师后卫团的尾部。
诸静亚忙今后卫团派出一个营，占领有利地形，阻止我追击部队，并令师主力速向陈炉镇东南山口逃遁。
夭已渐亮，二十师后卫团且战且走，拼命抵抗，掩护师主力继续南逃。
该师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行李面粉，到处抛弃，军官怨言不止，士兵携械潜逃。
最后，该师总算逃到了三原地区。褚静亚似乎觉得脱离虎口，安全一些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全军覆灭的厄运已经临近。
2月24日，褚静亚在三原将部队情况告知了第六十九军军长谢义峰，要求让部队休整几天。不料，25日午后5时，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由咸阳亲自用电话命令二十师即刻开往泾阳王桥镇，担任龙首山防守，阻止解放军由淳化方向南进。
褚静亚又将部队实际困难报告一遍，请求改变命令。
裴昌会训斥道：“你如违抗命令，我当以军法从事。”
褚静亚怨气冲天地带着部队连夜开往泾阳，于26日拂晓占领龙首山阵地。
龙首山位于泾阳县以北约15公里处，右起淳原公路口头镇，左至泾河左岸，东西全长30余华里，地势南陡北平，到处可以攀登，利于攻而不利于守，因位处醴（礼）泉县唐陵上方，故名“龙首”。
这个“龙首”之地，并没有保佑褚静亚，却给他留下一段痛苦的回忆：我们占领龙首后，感到兵力单薄，阵地辽阔，便采取了重点防御。一面令部队迅速构筑工事，一面派人侦察解放军情况，除发现解放军零星部队活动外，无其他险情。27日午夜，解放军的小部队，开始向本师阵地进攻，从阵地左方一直打到右方，便停止了攻击。以情况判断，可能是解放军的搜索部队向木师阵地作武力侦察，探明虚实，决定进攻。我即指示部队，严加防范。但是28日白天，风平浪静，据派出的侦察人员及前方守兵共同报告，均未发现解放军主力部队活动。入夜，解放军突然向本师发动全面进攻，以右翼阵地攻击最猛，战斗十分激烈，我即将情况电话告知三原谢义峰，请派兵支援。不料3月1日午前2时左右，我右翼第三团阵地，被解放军突破，守兵四处溃逃，我即派师预备队第一团团长刘奉学带领两个营赶往增援，并责成务必恢复阵地，维持原线，固守待援。不料刘团在前进中，被解放军伏兵包围歼灭。5时许，解放军已攻至师指挥所，与我警卫部队发生战斗，其一部已深入本师后方，占据了王桥镇，切断了师的退路。
6时左右，我同师参谋长张凌汉在王桥镇以北的麦田中被解放军包围活捉。
7时左右，师左翼守备部队第二团亦被歼。至此，国民党军第二十师，寿终正寝。
我军揪住胡宗南不放，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揪住胡宗南不放。青海马步芳集团惧怕胡宗南集团被歼后自己孤立，同时也企图向陕西扩展，一反常态，积极请战，出兵配合。
胡宗南得马增援后，暂时打消了撤退的念头，于3月5日集中主力第一、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六十九、第九十军等部共11个师向我军反扑过来，主要突击目标是铜川、美原镇地区。
青马出动第八十二军第二四八师四个骑兵团向淳化发起猛攻。
在淳化以北地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的部队，与马家军再次相遇。真是冤家路窄，我第四军的将士们决定狠狠教训一下眼前的狂妄之敌，为牺牲在马家军枪口下的死难烈士们报仇。
马家军第二四八师在师长马得胜的率领下，自陇东出发，约定与胡宗南部会师同、耀之间。当胡部第九十军向耀县以南地区攻击前进时，马得胜率部于3月11日经淳化以北地区向耀县前进。
一野第四军经过当天八个小时的战斗，把胡部第九十军吸引到耀县附近后，迅速北进隐蔽起来，井以神速行动，转移兵力到耀县西北地区，伏击第二四八师。
敌第二四八师进至暮坳村附近的大沟，遭到第四军的猛烈袭击，伤亡惨重，师长马得胜当场毙命。随从人员拖着马得胜的尸首，且战且走，拼命向耀县方向逃窜，然后狼狈地逃回了陇东。
马部骑兵师撤走后，胡宗南派了第一三五师进驻耀县，归第九十军指挥，并命第九十军向铜川推进。
3月16日，第九十军到达铜川后，以第六十一师占领铜川城西高地，构筑工事阵地；军部率第五十三师占领铜川以东约30华里的陈炉镇构筑阵地。
这时敌第一军、第六十五军位于在富平、蒲城之间，三个军互为犄角。
胡宗南的部队，在这一地区一直紧紧张张地摆了20天左右，可前线却非常平静，甚至连警戒部队都没发生战斗。
原来，我军在达成预定战役目的后，于3月5日至19日，主动撤离淳化、耀县、富平、铜川、蒲城等城，尔后转至黄陵、宜君、白水、澄县及大荔以北地区休整去了。
这次春季攻势作战，第一野战军经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以西的广阔地域连续作战，共歼敌（不含地方部队）约7000人，再次解放并巩固了大荔、朝邑、平民地区，并一度解放了铜川、耀县等城，狠狠打击了这些地区的反动地方武装。胡宗南集团第七十军第二十师、第十四师四十团、第八十四师二五二团第二营全部被歼，并给企图奔袭关中地区的青马第八十二骑兵部队以沉重打击，另歼陕西保安第四旅旅部、保安第二十六团、第八专署突击大队和几个县的保警队等地方武装，争取了两个县保警队投诚。
春季攻势，打乱了胡宗南的退却部署，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扩大了解放军的影响，为以后作战和更好地发动群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季攻势期间，第一野战军前委于2月28日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由张宗逊主持。会议就部队作战、休整问题和开展地方工作等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会议决定：
（一）派第六军执行攻取大荔、平民和朝邑的任务，另派小部队袭扰三原地区敌人。第六军攻占大荔后留一个团驻守，主力西移。第三军位于富平附近，第二军位于关山、田市、康桥一带，第一军从庄里西移，野战军主力除第六军外，其余部队休整待命。
（二）各军分片负责开展地方工作，主要任务是：筹集粮食，肃清反动武装，登记民间枪支，建立区乡政权，以秘密形式建立游击队。
（三）迅速稳定物价。物价以地方市价为准，粮食交易由贸易局负责，各军不得进行。
（四）筹备设立西北军政大学分校。地址设在蒲城，方仲如任校长。
（五）部队整训以政治为主，继续深入城市政策纪律教育。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各军一面进行休整，一面抽出人员开展地方工作。
第六军和骑兵第二旅协同东府分区部队开始攻歼大荔、朝邑、平民地区之敌。3月3日晚，第六军十六师经伍家、官池子，十七师经羌白镇，向马坊头、石槽线攻击，守敌第八十四师逃到渭河以南，留守的第二五二团二营未战即逃，被我在追击中歼灭。4日，我第十七师攻克大荔。东府分我部队第二十二团也先后占领朝邑、平县。至此，石川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全部解放。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告诉彭德怀，解放太原后，可将华北几个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同时决定，彭德怀暂时到太原前线协助患病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
1949年3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到达太原前线。他和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总前委书记徐向前司令员在峪壁村见面了。
彭德怀和徐向前虽相互熟悉和了解，但由于紧张的战事，见面并不多。
1948年中央召开“九月会议”，彭总没参加；1949年3月召开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徐向前又因病请假，所以算起来，两人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两人一见面，主要的还是谈工作。
彭德怀说：“去年你打完临汾战役，我就向中央请求让你去西北，当时没能得到批准。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等拿下太原，把十八、十九兵团调给一野参加解放大西北，以后，咱们一起去消灭胡宗南和马匪军！”
徐向前笑着说：“我很希望能在彭总领导下工作，也很想去西北，只是身体不行，恐怕去不了哇！”
彭德怀说，“你应好好保重，身体好些再去也可以。我这次到你们这里，也是来学习的。在西柏坡，毛主席特别给我讲了你指挥的晋中战役，他非常赞赏呢！”
徐向前忙说：“彭总太客气了，毛主席那是过奖。我们还没有完成包打太原的任务，正需要彭总多指示呢！”
接着，徐向前向彭德怀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
徐向前还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实在没有办法到前边去。彭总，我看您还是留下来攻城吧！等打下太原再走。”
“我同意，你现在确实需要休息，这件事我立即报告中央军委。”彭德怀爽快地答应了。
军委认真研究了徐向前和彭德怀的意见，同意彭德怀留在太原前线为徐向前分劳。
4月5日，彭德怀在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议上说：“这次我来太原前线，任务有两项。一是学习太原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后，中央军委准备调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到西北战场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会后，彭德怀亲自深入前沿的主要阵地，检查部队作战准备，察看地形，殚精竭虑地指导总前委准备发起总攻。病中的徐向前，这时不能走动，躺在担架上，日夜关心着最后的总攻。有彭总在，他对取得总攻胜利很放心。
太原前线党的总前委是1949年3月17日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八人组成，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中央军委还决定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以第十八兵团司令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
4月5日，毛泽东主席给徐向前电示：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允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你们应即派人进城接洽。
徐向前接到这一电示后，当即与常委研究，并请示彭总后，给太原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写了一封信，派赵承缓和被俘的高斌、曹近谦进太原城试谈。当他们进入敌六十一军防区时，军长赵恭派人持信回见。信上说，阎锡山临走前有命令，不许被俘人员返城，请赵承缓等仍返回等待，待电报请示后再接见。
为了力促敌人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太原，减少人员生命财产损失，太原前线司令部连续发布了《告困守太原的蒋阎军官兵书》、《最后警告阎锡山书》。但是太原城的敌人，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11日早上向解放军阵地发炮，并在广播中宣称“坚强意志，奋斗到底”。
为了再给太原守敌一次机会，太原前线司令部当天下午再给太原守敌送去《最后通牒》，同时命令部队完成攻城的各种准备。
4月14日，徐向前和周士第、罗瑞卿致电军委提出：敌方对我们的最后通牒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们再送信入城，亦不能进去。敌近日调整部署，加强战备，广播中仍宣传要坚决抵抗。我炮兵增加，均已进入阵地，侦察及各种准备工作已完成，按目前条件，争取在外围切断、歼敌几个师，而后乘胜攻城，则太原之敌可能容易就范。如16日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和谈为烟幕，拖延时间扼守长江天险，造成“南北分治”的阴谋已充分暴露，毛泽东主席于4月17日给徐向前复电：“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太原前线总前委当即决定，按照军委批准的作战方案，20日开始对太原发起总攻。
此时的太原守敌，在我军事攻击和政治瓦解下，已成惊弓之鸟。但孙楚、王靖国仍想负隅顽抗，还印发阎锡山从南京发来的公开文告，其中说：“保卫太原之战，关系国际视听，你们能参加这个战争，真是荣幸。”阎锡山要求所有军政要员，“本成功成仁的决心，誓死保卫太原，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
但阎锡山想得太天真了！
4月20日凌晨，解放军开始发起了对太原的总攻。十九兵团由南、二十兵团由北、十八兵团由东（主攻方向），数十支攻击部队先后突破敌前沿，继以长驱直人，猛烈向纵深发展。至22日晚，全部扫清城墙以外的守敌。
24日晨5时半，1300多门火炮从四面八方对太原城轰击。在3个兵团和1个炮兵师及地方部队的绝对优势兵力的突击下，太原守敌土崩瓦解。山西“阎王”反动统治宣告结束。
在对太原发劝总攻中，彭德怀协助徐向前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彭老总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后，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厂命令、写报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4月25日，毛主席致电徐向前并告彭德怀：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
同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你于五月初回陕，在回陕前请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而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
此后，第十八、十九兵团在彭总指挥下，积极准备由晋入陕，参加消灭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等国民党军队，解放大西北的作战。同时与两兵团一起入陕归建的，还有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和第一军三师、第三军八师，共20余万人。
第十八兵团，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陈漫远任副司令员，王新亭兼副政治委员，陈漫远兼参谋长，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
第六十军，张祖谅任军长，袁子钦任政治委员，白天任副军长，桂绍彬任副政治委员，邓士俊任参谋长，周仲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七八师（师长温先星，政治委员刘聚奎）、第一七九师（师长贾定基，政治委员萧新春）、第一八零师（师长郑其贵，政治委员康烈功）。军长张祖谅是河南省商城县人。 1931年加入红军，曾担任过红三十一军保卫科长、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九军分区司令、华北军区第八纵队参谋长和副司令员。
第六十一军，韦杰在军长，徐子荣任政治委员，郭林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正平任参谋长。军辖第一八一师（师长王诚汉，政治委员张春森）、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海东，政治委员王贵德）、第一八三师（师长钟发生，政治委员杨绍曾）。军长韦杰是壮族人，原籍广西东兰县。 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八团团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旅长、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二军，刘忠任军长，鲁瑞林任政治委员，方升普任副军长，熊奎任参谋长，高德西任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八四师（师长林彬，政治委员梁文英）、第一八五师（师长涂则生，政治委员孔骏彪）、第一八六师（师长蒲大义，政治委员车敏樵）。军长刘忠是福建省上杭县人。 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
第十九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耿飚、葛宴春任副司令员，耿飚兼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是我军有名的战将。他是湖南省醴陵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和第二师师长。在红军长征路上，他率领部队立下赫赫战功。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
第六十三军，郑维山任军长，王宗槐任政治委员，易耀彩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龙道全任副政治委员，陆平任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八七师（师长张英辉、政治委员张迈君）、第一八八师（师长宋玉林，政治委员李真）、第一八九师（师长杜瑜华，政治委员蔡长元）和骑兵第六师（师长刘春芳、政治委员刘光裕）。郑维山军长是河南新县人。 1930年加入红军，曾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八十八师政委，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四军，曾思玉任军长，王昭任政治委员，唐子安任副军长，傅崇碧任副政治委员。军辖第一九零师（师长陈信忠，政治委员边疆）、第一九一师（师长谢正荣，政治委员陈宜贵）、第一九二师（师长马卫华，政治委员王海亭）。军长曾思玉是江西信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过中央军委警卫团的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五军，邱蔚任军长，玉道邦任政治委员，王克斌任副军长兼参谋长，蔡顺礼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九三师（师长郑三生，政治委员杨银生）、第一九四师（师长赵文进，政治委员陈亚夫）、第一九五师（师长王志廉代）。军长邱蔚是湖南省浏阳县人。1929 年参加红军。曾任过红三军团第十二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旅长、第八纵队司令员。
第十八、十九兵团原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具有光荣历史的两支劲旅。
日本入侵中国后，他们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战八年，参加创建华北解放区的斗争。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第十八、十九兵团所属部队分别参加了上党、邯郸、绥远、石家庄、临汾、运城、晋中、新保安以及平津、张家口等战役，取得了重大的战果。在作战中，他们开创了攻占敌人重点防守的重要城市的范例，涌现了象“临汾旅”这样的一大批先进单位和战斗英雄。
太原战役结束后，第十八兵团在徐沟、榆次，第十九兵团和第七军在太谷及以南休整，积极做好人陕的准备。
5月4日，第十八兵团发出《关于“向前进”的准备工作决定》，颁发了进军大西北的八项胜利条件、四项精神准备、五大要求，发动全军讨论。5 月23日，第十九兵团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进军大西北政治工作要点，提出“革命到底，光荣到底”等行动口号。各部队根据上述部署和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对部队进行了“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的政治教育，各军还大批补充了兵员和武器装备。
第一野战军前委确定，第十八、十九兵团分两路先后开进入陕。5月3日，彭德怀命令第十八兵团由陕州附近渡河，进至潼关、西安之间，先歼潼关以西地区之敌，尔后向西南发展。6月24日，第十八兵团全部集结西安附近。
第十九兵团于6月初开始西进，至7月3日，兵团部和直属部队进富平，第六十三军至富平、三原，第六十四军至高陵、泾阳西北，第六十五军至泾阳西之王桥镇、北屯镇。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遵照毛主席和彭总的命令，以临战姿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第十八、十九兵团西进入陕，得到了沿途地方党政领导、各阶层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热情迎送。
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到西北，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远征。从先遣部队开始行动到全部集结关中，历时一个半月，行程约1000公里，车运、船运、徒步并行，胜利完成了进军大西北的任务。
在第十八、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的同时，中央军委于5月8日决定第十九军划归第一野战军。
第十九军是5月1日由陕南军区部队组成的。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参谋长薛克忠。
下辖第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五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张文彬），全军共1.5万人。
第五十五师曾是抗日战争爆发时山西新军决死队一部，曾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和上党、内晋、晋南等战役。第五十七师原是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部队，参加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两支邻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于1947年8月强渡黄河进击豫西、陕南、鄂西北，开辟了拥有10个县200多万人口的陕南根据地，并于1948年6月组成陕南军区。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向大西北进军的需要，在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及第七军全部到达西安、三原地区后，第一野战军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于1949年6月中旬对本野战军和编制序列作了调整，成立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
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张子意任政治委员（张未到职，由王震兼任政治委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七军。
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王尚荣任副军长；洗恒汉、余秋里任副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师长罗坤山代，政治委员曾祥煌）、第二师（师长王绍南，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
第二军，郭鹏任军长，王恩茂任政治委员，顿星云任副军长，张希钦任参谋长，左齐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师（师长杨秀山）、第五师（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
第七军，彭绍辉任军长，罗贵波任政治委员，何辉燕任参谋长，侯维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师（师长朱绍田，政治委员孙鸿志）、第二十师（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第二十一师（师长范忠祥，政治委员李建良）。
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王世泰任政治委员，徐立清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下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
第三军，黄新廷任军长，朱明任政治委员，唐金龙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朱文清任参谋长。下辖第七师（师长唐金龙兼，不久由张开基继任师长，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
第四军，张达志任军长，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姚知一（翌年初）任参谋长。下辖第十师（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张达志军长是陕西省佳县人，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地方和军队的政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过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员，绥德军分区司令员，陕北军区司令员。
第六军，罗元发任军长，张贤约任副军长（同年七月，中央军委任命张贤约为第六军政治委员），唐子奇任参谋长，黄振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六师（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治）、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兼）、第十八师（师长陈刚，政治委员萧头生）。
在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稍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于1948年11月改称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任副参谋长，陈希云任后勤部部长，刘海宾任后勤部政治委员，何维忠、周子祯任后勤部副部长。
下辖晋绥军区、晋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以及延属、绥德、三边、陇关、关中、黄龙、西府、榆林等八个直属军分区。
晋绥军区由贺龙兼任司令员（不久由陈漫远接任），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后由张子意继任），谷志标任副司令员，张子意任副政治委员，唐健伯任参谋长（1949年5月正式任命），王定一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兼，政治委员高克林兼）及五寨中心军分区（司令员刘仲伍，政治委员郑林）、离石军分区（司令员黄永昌，政治委员秦力生）、雁北军分区（司令员李仲英，政治委员李登瀛）、雁南军分区（司令员苏鳌，政治委员景明远）。
晋南军区（1949年1月成立）由马佩勋任司令员，马明方任政治委员，罗志敏任政治部主任，张德同任副参谋长，卫一青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隰县军分区、新绛军分区、运城军分区。
西北军事政治大学（1948年7月，由“贺龙中学”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步兵学校合编组成）由贺龙兼任校长，李长路、钟师统任副校长，黄荣忠任教育长，戴伯行任副教育长，胡光任政治部主任，金仲华任校务部长，郭一任供给部长，贺凤辉任卫生部长。
西北军区直属八个军分区的领导人为：延属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政治委员李景膺；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吴代峰，政治委员张邦英；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政治委员郭炳坤；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仲良；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锦纯；黄龙军分区，司令员暂缺，政治委员张自修；西府军分区司令员陈国栋，政治委员吕剑人；榆林军分区，司令员王心瑀；政治委员朱侠夫。
至此，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的总兵力达41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由原来的15万余人增加到35.9万余人。从此，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状况。
1949年4月19日至23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北的平城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当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去山西太原前线，因此，由王震同志向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报告。
第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结束时，习仲勋做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南京的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派的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集团可能会老实一点，这想法太天真了！我们长期与胡宗南打交道，这个人顽固得很，不到黄河不死心。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到陇东、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同时在秦岭以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位上将呢！中央已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入陕，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食，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会后，一野各部队掀起了练兵的热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胡宗南自从开春挨了第一野战军一顿狠揍以来，是走是留，举棋不定。
如果继续苦撑下去，则主力在渭北地区被歼灭的可能性很大；想保存实力向西南逃跑，但又考虑到关中地区是西北门户，西南的屏障，若关中失守，西北大门敞开，也使西南局势更加困难。
这时，我第二、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逼近武汉，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等部解放太原，全国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在此情况下，胡宗南集团慑于被歼，终于定下决心实行战略退却，从铜川、蒲城、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踞陕南、川北。
4月下旬，胡宗南命令部队放弃蒲、富、同、耀地区，撤到三原一线。
敌第十八兵团部及六十五军驻径阳（李振年初被任命第十八兵团司令，仍兼第六十五军军长）；第九十军占领高陵、三原到淳化口头镇一线；第十七军留一部分部队在渭河北岸担任警戒，其余部队陆续撤到径河以南地区。这样，胡宗南又摆成一个掩护撤退、放弃关中的态势。
为及时查清敌情以捕捉战机，第一野战军各军以一部兵力及侦察部队组成先遣支队，于5月3日分别到达铜川、耀县、美原镇、流曲镇、到贤镇、龙阳镇、交斜镇、羌白镇等地区，进行战斗侦察。
第一野战军侦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为了在关中地区歼敌一部，同时打乱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尽量截缴其军用物资并使西安不致被破坏，决心不待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到达，发起陕中战役。作战部署是：第一步，以歼灭三原地区之敌为目标；第二步，视情逐次夺取咸阳、西安、宝鸡。这一战役计划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5月8 日，中央军委就队中战役的部署问题致电中原局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等：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
根据军委指示精神，第一野战军首长估计青、宁二马可能配合胡宗南集团行动，便于5月17日在富平谢村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作战部署，决定抓住胡宗南撤退的有利时机，追歼其主力，同时解放西安。拟以第四军向乾县及其以西地区追击前进，准备打击二马可能之增援；第一军向临平镇、歧山之间，第二军向咸阳、武功，第六军向西安，分路攻击前进；第三军为预备队。如敌仍据守西安、咸阳，我军即就地集结进行进攻准备。
当胡宗南全线撤退时，第一野战军各军按原计划追击前进。
第一军向临平、歧山，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5月17日，我第二军第五师在永乐镇以南之径阳塔全歼敌九十军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第四、六师在永乐镇歼敌第一五八团两个营大部。
当天，第二军顺利进占泾阳，并渡过泾河，18日进占咸阳、兴平，并在咸阳东北之新庄、阎家庄地区，歼敌第九十军五十三师一五九团及骑兵第二旅四团一部，俘敌1200余人。第二军19日解放扶风。
第四军克礼泉、武功、乾县，占领监军镇，沿途消灭敌大批地方武装。
第一军抢渡径河后，经咸阳、武功、扶风以北攻击前进，20日到达歧山、横水镇地区。
第三军进至武功以北之临平及其以西地区。
而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西安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自西周、秦、汉至隋唐五代，先后有11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西安成了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基地。因此，解放西安不仅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能打击国民党军的士气，而且对第一野战军尔后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运输保障有重大作用，并为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歼灭二马创造条件。
按照预定计划，担负这一任务的一野第六军已将目标指向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
这时的西安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繁荣，乱糟糟的一片。敌西安绥署的大部分要人、后勤机构和仓库物资已经撤走，市面上一片萧条。
胡宗南走后，留下守卫西安的部队是第十七军，军长名叫杨德亮。
1949年2月间，杨德亮奉胡宗南命令，接替了钟松西安警备司令的职务，率领十七军进驻西安西郊。当时该军驻防如下：军部和直属部队驻西关飞机场东侧营房（现西关南火巷一带）：第四十八师担任飞机场和西安城防；第十二师驻草滩一带，负责渭河的防守。
杨德亮接替钟松后，认为自己一跃而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十分骄横，大肆进行残害百姓的罪恶活动。他兼任警备司令时，从军直属辎重兵团中挑选了5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带到警备司令部作爪牙。他还把原来司令部里一些坑害百姓最甚的职员，保留原职不动。
杨德亮强制市民、商人使用金圆券。拒用者，则给戴上高帽子，上写奸商或奸民捣乱金融字样，成群成队地绑成一串，由武装部队押解到东、西、南、北大街游街示众。他们头戴高帽，反绑双手，站在钟楼上，不准坐卧，不给饭食，名曰疲劳处罚。有的人站立几天，不放回家，也不准许家人见面送饭，因而致病、致死者甚多。
杨德亮常带护兵在街上闲游，遇有打架吵嘴之事，即以破坏城市秩序罪名令护兵就地枪决。一次，他走到南大街见有人打架，不问青红皂白，叫护兵用手枪枪毙。人们称他是活阎王！
1949年5月，胡宗南逃往汉中，交给了杨德亮更大的权力。杨德亮愈发杀气腾腾，有一次竟派城防部队一个营，在玉祥门外集体枪决了11名进步人士。
西安解放前两天，杨德亮命令宪兵队和警察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并将全城戒严，禁止通行，挨门挨户搜查，稍有可疑即行逮捕。他的爪牙们趁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搞得人人提心吊胆，鸡犬不宁。
杨德亮为了准备逃跑，将部队做了新的部署：第四十八师集结于三桥一带待命，把西安城防任务交西安自卫总队。但他对自卫总队并不完全信任，又调第四十八师的第一四四团集结在飞机场，作为机动部队，以防不测。
当咸阳传来解放军进攻的隆隆炮声时，杨德亮命令军部非战斗人员和直属辎重兵团先撤到凤县一带，同时令所有战斗部队一律整装待命，做好逃窜的准备。
第一野战军第六军为胜利完成解放西安的任务，于5月18日下午从三原县大程镇出发渡过径河，急速向西安挺进，第十六师攻击咸阳以东林场，第十七师攻击咸阳以西五陵。
当晚，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和五十团急行军50余公里到达咸阳近郊。各部队决定迅速抢渡渭河。
渭河是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抢渡渭河是解放西安的关键一环。第六军为越过这一障碍，组织干部战士进行现场勘察后，决定19日夜间以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在咸阳以南，第十六师四十六团在咸阳以北强渡渭河，然后迂回到守桥敌人两侧，配合第五十团全歼据守桥头的敌人，掩护全军渡河。
5月20日凌晨，我第六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击破河防守敌暂编第二旅第六团渭河南岸之防线，歼敌第四十八师一个营及暂编第二旅第六团，全军泅渡过河，逼近了西安。
杨德亮坐不住了，急忙下令撤退。他命令第一四四团在飞机场北面的马路上集合，先掩护军部撤走。可他赶到那里一看，哪还有一四四团的踪影。
杨德亮气得面色苍白，破口大骂：“第一四四团团长张芝安该杀！”
杨德亮调转头进城到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找自卫总队闵队长。
总机说电话接不通。
杨大喊道：“接不通我枪毙你！”
总机却说：“枪毙也接不通，不过此时你枪毙不了我。”
杨德亮此刻才明白，自卫总队哗变了。他把电话机一扔，急忙乘车赶到南门，强迫守城门的连长开了城门，命司机开足马力，一口气逃到城郊的子午镇。
就在这一天，我第六军乘胜占领西安，这座古城回到人民的手中。这一仗，第六军歼敌暂编第二旅大部和第十七军四十八师、十二师各一部，共计2000余人。
彭德怀司令员获悉西安解放后，来电予以嘉勉。随后，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西安解放。
5月22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杨德亮虽然丢掉了西安城，但却庆幸自己逃了出来，保住了性命。他哪里知道，他这条命是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救”的。
原来，我军之所以放过十六军，是因为要集中兵力追歼经麟游向凤翔逃窜的敌人。
此时，厄运正落在逃命的敌第三十师和敌五十七军头上。
第三十师的前身是由山西临汾空运回来的整编第三十旅的残部，当时只有六七百人。经过一番整补后，胡宗南便任命王敬鑫为第三十师师长，立即开赴蒲城守备。
第三十师开到蒲城后的任务是一面训练，一面构筑工事，防守城垣。为了修筑城防工事，这个师的士兵先扒了蒲城县的城隍庙，后在西门外拆除了几十间民房，使这一地区居民流离失所，人心不安。
经过我军数次打击后，这个师的军心已不堪收拾了。凡是参加过战斗的士兵，提到与解放军作战，无不“谈虎色变”，而多数军官则更如“惊弓之鸟”。因此，士兵逃亡日众，军官也各有各的打算。
1949年2月至3月间，胡宗南见解放军已深入泾、渭两河沿岸，感到蒲城突出前方，难于久守，乃命第三十师撤离蒲城县城，扼守城西十里铺至兴镇之线，把城防任务交给地方团队。
此时，我军运用“敌驻我扰”的战术，扰得第三十六师官兵昼夜不安。
一会儿步哨不见了，一会儿一个班被拖走了，弄得上下猜疑，互不信任。
4月间，第三十师又奉命由蒲城向富平撤退，扼守阎良镇一带。这次调动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想施展他的黔驴未技，企图“诱敌深入”，把第一野战军的主力诱至渭河与泾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全力歼灭之。
可我第一野战军对他的企图了如指掌，只以少数部队拉住他的尾巴，而将主力控制于富平到贤镇一带，伺机歼敌。这就使得胡宗南的主力处于既不能逃脱，又不敢进攻的境地，甚至连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
1949年5 月，胡宗南决定撤出西安，命令第三十师担任右侧的掩护任务。
第三十师于5月上旬在三原南关集结，星夜经泾阳、醴（礼）泉到乾县，在乾县与青年军第五十七军会合，一同向宝鸡进发。
敌第五十七军实际兵力约有三个团，五六千人，士兵都是20岁左右的新兵，多操四川口音，配备的是美式卡宾枪、冲锋枪，重武器很少，战斗力很差。军长徐汝城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被胡宗南礼为上宾。他与第三十师校级军官见面时，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胡宗南为保存这支嫡系，曾电令第三十师负责掩护该军转进。
5月16日，这两支部队从乾县出发，经永寿过麟游向凤翔行进，第五十七军在前，第三十师殿后。
行军中的第五十七军，犹如老百姓大搬家一样。徐汝城乘坐的小吉普车上携妻带女。上行下效，军官也多半带着家属和行李，辎重累累。车辆不够，便强拉民车运送。该军的士兵军纪败坏，沿途拉夫抓鸡，穿门入户，翻箱倒柜，百姓稍示不满，便任意鸣枪射击，完全是一支土匪式的乌合之众。
这支军心涣散的部队，行动十分迟缓，每日行程不过40—50里。
这时，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歧山地区向西疾进，于5月20日下午4时以前，在敌人行进的前方布下了死亡的陷讲。
敌第五十六军的先头部队行进到距凤翔东北约20华里的亢家河一带，在路经一座山隘口时，迎头遭到我军主力的截击。第五十七军和三十师被堵在一条山沟里，如同一条待死的长蛇，拖散在麟凤公路的两侧，既无法展开，又无力进攻。
徐汝城的吉普车被打坏了，他的妻子受了伤，女儿滚到公路的一旁。这时的徐汝城既顾不得指挥军队，也顾不得照看娇妻爱女，慌慌忙忙地跑到第三十师师部，找到了王敬鑫求救。
王敬鑫挺了挺腰板，硬充好汉，自负地说：“军长放心，让本师即行攻击，即使打到一兵一卒，誓与解放军周旋到底。”
王敬鑫急忙召集各团指挥官部署作战，企图以中央突破的战术，两小时内从正面打开一个缺口，使主力进入凤翔县城。但是，派出的部队受到了我军的强烈的回击，进攻受挫，不得不撤回原处。
王敬鑫气急败坏地命令师属炮兵营（六门美式山炮）向我军阵地轰击，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把炮兵阵地暴露了。没过多久，我军的炮火便向他倾泻而来，直打得王敬鑫神色陡变，急忙躲进公路右侧的一个窑洞里。
在洞里，他打开一瓶酒，咕嘟嘟地喝了两口，壮了壮胆。尔后，他又一次召集团、营长到他面前，展开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指手画脚地乱谈一阵，也没找出一个万全之策。
徐汝城不知从哪个安全地方睡了一觉之后，来到第三十师的阵地，开口就说：“本军训练时间短，战斗力差，全靠贵师英勇奋战，如能安全突出，我担保面请胡主任重赏你师官兵。”
王敬鑫在他的“激将法”愚弄下，又把单独脱逃战场的念头丢到九霄云外，当场下了决心，再次突围攻击。
这时，天刚拂晓，我军不容敌人组织突围，即发起猛烈攻势。只听得阵地上杀声四起，我攻击部队如同猛虎下山，将敌人冲得乱成一团。
敌人纷纷举手投降。
我军战士冲入敌群，大抓俘虏。
这一仗共歼敌8000余人，击毙敌三十师师长王敬鑫。
第一野战军发起的陕中战役，给胡宗南集团以重大打击，歼敌第五十七军（第二一四师、第二一五师）、第三十师、第五十三师、二十二军补给团等全部，歼敌十七军、三十六军、九十军六十一师各一部及非正规部队，歼敌兵力总计27000多人，并争取了部分敌军起义或投诚。
此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逃到了宝鸡及秦岭以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