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致函周恩来：4月17日必须解决问题。周恩来：国共两党绝不是兄弟之争！刘伯承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士兵向军长发起挑战。刘伯承：气可鼓而不可泄！秦基伟：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保证第一个打过长江去！
4月13日，香山双清别墅。
一夜没睡的毛泽东，顺手关上桌上的台灯，起身走到窗前，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疲乏的筋骨，双目久久凝视着窗外蒙蒙亮的天空。他的思绪仍停留在遥远的南方……
这几天，和平谈判已获得实质性进展，但从南方发来的电报也明显增多，对因谈判而推迟渡江时间的问题甚感忧虑。
4月10日，渡江战役总前委，给中央军委发电，表露了这种忧虑，该电报中说：“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5月到出动大军，供应或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
二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报告说：据实地勘察：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测量，3月26日至4月4日十天内，上涨51公分）。预计：4月末5月初加速上涨，6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还是以4月15日渡江为宜。
三野的粟裕、张震也报告说：长江下游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5月即属雨季，如延长一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一是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困难。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向只能作为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一封封来自南方的电报，充满了焦的与忧虑。一举打过长江去，这是最痛快不过的事情，毛泽东非常理解南方将士们的心情。但从更高、更远的角度看，“签一个协走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赎罪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订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订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
南京代表团已来北平十多天了，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摸清了对方的底。同时，中共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已准备就绪，南方的军情紧迫，谈判必须加快步伐。
想到这里，毛泽东回到桌旁，飞龙走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恩来同志：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解决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仪式。
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签字，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
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字，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4月13日毛泽东写完给周恩来的信，天已大亮，他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吩咐立即送交周恩来。
此时，卫士已把早餐端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将连日来双方在商谈中都同意的要点印出，送与南京代表。南京代表于当日上午开会研讨后，提出了拟加修改的意见。当晚，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正式会议，讨论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此种工作连续进行了两天。15日，双方再次举行正式会议，讨论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当晚通过。
这次国共和谈，方式比较灵活。既有会下个人之间的互相商谈，又有会上双方代表团的一起讨论。目的是务求谈得具体充分，明白透彻。
双方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和平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对协定草案在四十多处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定稿时，其中半数以上被采纳。此次会谈，中共作了一定的让步，例如关于惩办战争罪犯的第一条，修改后被分成了两款。
其第一条第一款，即接纳了南京代表团的意见，改成为：“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这要比1月14日的声明中的提法要宽大多了。
当然，原则问题上，中共是决不让步的。例如划江而治问题，中共表示，这个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再如，军队整编问题。南京方面提出：要等待联合政府后，再命令行之。中共没同意他们的意见，坚持：和平协定签字后，便要立即付诸实施。
4月15日晚，国共和谈双方的代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举行正式会议。
当晚，勤政殿，灯火明亮，朱门洞开。胜利者掩饰不住胜利的喜悦，失败者此时倒显得异常的平静。
7时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健步走进谈判大厅，双方代表立即起立点头示意，周恩来今晚显得异常严峻，向谈判桌对面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点头示意，不失优雅地礼貌请大家就坐。
周恩来坐下后，从公文包里取出《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也即最后定稿递到了张治中的手里。
“这是最后形成的文件。”周恩来平静地说道。
张治中接过文件，上面原来有的“草案”两字已没有了，心里顿觉沉甸甸的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周恩来说完，他缓慢地说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周恩来神色严峻地点点头说道。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这也好，这也好。”
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在九时整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表明双方对这个协定的最后态度。
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国共双方的首席代表，这已表明，谈判已接近尾声。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主要是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的说明。
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的，无论南京政府同意签订或不同意签订，本月的20日都是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的话，使南京代表团成员惊骇不已，尽管已是料定之事，但从周恩来的嘴中说出，仍似雷霆万钧，令人心神震荡。
南京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遂之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集中在他们的首席代表身上。
张治中此时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显得悠远深沉，说道：“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我们代表团的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
说到这里，他略为停顿一下，继续说道：“在我们代表团的使命就要结束之际，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准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话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羞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它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在国民党内，张治中应该说是较有远见的人之一。他认识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并对共产党寄予希望，在国民党面临灭亡，共产党即将走向执政的时候，他的这番话是耐人寻味，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把国共两党之争比作兄弟之争，既模糊了两党争战的实质，也淡化了两党斗争结果的严肃性。所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马上起身予以纠正，周恩来说。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儿句话，我不能不辨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后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这次会谈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便告结束。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所以后，又进行了讨论，基本倾向同意接受这个协定。但事关重大，他们作不了主，必须向南京请示后才能答复中共代表团。他们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16日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黄绍竑是桂系的巨头之一，对李宗仁、白崇禧有影响力。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政府上层做工作。
4月13日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
刘伯承司令员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那就是不论前一天晚上睡得早或晚，第二天早上都要按时起来。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样有利于养成紧张的战斗作风。
“报告司令员，总前委来电。”机要参谋一边报告，一边把电报呈上。
“好，先放在桌子上吧！”刘伯承正在洗漱，一下子还腾不出手来。
刘伯承匆匆洗完脸，把脸巾一拧，挂到脸盆架上，走到桌前，拿起电报，译电员熟悉的字迹立即跃入眼帘：
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
此次我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订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总前委
“好，好哇！”刘伯承看完电报，自言自语地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已基本丧失，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退守到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了几十年，在它还有100多万军队的条件下让它举手投降不大可能。打，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但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确实不少。我们没有现代化的渡江登陆装备，使用的还是木船。但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旺盛的革命斗志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稳定住部队的情绪，不要有任何松劲儿和埋怨情绪，继续做好战斗准备，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就要直插长江南岸敌人的心脏。
刘伯承想到这里，随口喊道：“李达！”
话刚一出口，刘伯承似乎感觉有点什么。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没有那种森严的等级之别，部队长期处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之中，领导和普通一兵，待遇、服装没有差别，在平时，相处皆亲如兄弟，直呼大名。
李达是在1937年红军改编时，到一二九师开始和刘伯承共度军旅生涯的。当时他只是一个机要处长，但勤学好问，办事认真细致，遇事沉着冷静，深得刘伯承的喜爱。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几年后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参谋长，随着部队的扩大，又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在第二野战军成立前，任中原军区参谋长。
李达一直把刘伯承、邓小平尊为自己的师长，但刘伯承、邓小平并没把李达当作小学生看待，而是平等相处，尊重有加。直呼其名，已是刘伯承多年养成的习惯，尽管李达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了，仍不惯改口。
“司令员起得早哇！”李达闻声后立即来到刘伯承的住处，向刘伯承道了声早安。
“你先把这封电报看一下，”刘伯承见李达进屋后，把总前委的电报稿递给他，说，“你给陈展司令员打个电话，吃罢早饭以后，让他在兵团司令部等我们，让他陪我们到十五军那里去看一下。”
李达说：“好，我马上去布置！”
李达拿着电报向机要处走去。
第十五军属于第四兵团建制。这次渡江战役被第二野战军指定为先遣部队。
第十五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的第九纵队，由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1946年至1947年初，太行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先后在河南林县组成。独立第一旅由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四团和第二军分区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组成，独立第二旅由太行军分区第四十三、第四十五团和第五军分区第四十八团组成，两旅组建后，即在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指挥下，参加了豫北反攻作战、清道战役等战斗。
1947年8月15日，以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及两独立旅为基础，在河南博爱县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独立第一旅编为第二十五旅，独立第二旅编为第二十六旅。此外，以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六团，第四军分区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团，第五军分区第五十、第五十三团合编为第二十七旅。纵队成立后，主力部队随即参加战略进攻，南渡黄河，转战伏牛山，第二十五旅留在豫西，开辟了豫西根据地。
1948年5月，第九纵队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10月，参加郑州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全歼北逃之蒋军1.1万余人。11月，参加淮海战役，在参加攻打宿县、任桥阻击战和围歼黄维兵团中，歼敌8500余人。
1949年2月，第九纵队于河南周口地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政治部主任余洪远。由原留豫西之第二十五旅归建改称第四十二师，张显扬任师长，薛涛任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四师，向守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五师，崔建功任师长（政治委员暂缺）。
作为渡江先遣军，第十五军于3月5日先于其它兄弟部队，从整训地周口地区开始向长江沿岸挺进。
在部队向长江沿岸开进之前，军首长要求各师和军直分别召开誓师大会。砥砺士气，使请缨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各级党委、支部、党员、模范、功臣竟相表态：“要做全革命，不做半革命！”“一百里不到，九十里不停，保持光荣，再立大功！”
陈慎言等九名战士向军首长送去了用指血写成的挑战书，提出以“打通思想”和“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逃跑”，“保证完成任务”为挑战的条件。
军长秦基伟看到战士们火一样的杀敌热情，深受感动，愉快地接受挑战。他在应战书中写到：“你们热情的来信我已经看到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我很高兴和你们作革命的竞赛。”除战士们提出的两项条件外，秦军长建议再增加三条：（一）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二）坚决服从命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士兵和军长进行革命竞赛，在部队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很好的鼓动部队士气的效果。
淮海战役使部队得到锻炼和提高，战后补充了大量出身于劳动阶级的解放战士。在胜利形势鼓舞下，全体指战员情绪极高。
在向江南进军的道路上，全军充满着高昂的士气和胜利的信心。部队出发时，正赶上连续大雨，指战员冒着暴雨和泥泞，日夜不停地前进，战士们的衣服、背包、面袋全湿透了，冷冷地雨水顺着颈项冲到背脊，水湿的衣服紧裹住全身。连续的大雨，使平坦的大道变成了一条泥水沟，有些地方滑得站不脚，有些地把脚陷进去拔不出来，许多人接二连三地摔倒在泥水里，有的成了泥人。
行动异常艰难，情绪格外高昂，这就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在充满困难的行军途中，部队的宣传员用快板给大家鼓劲儿，有一首《胜利》快板这样唱道：长江天险不可怕，毛主席早已有计划。蒋匪主力被消灭，剩些零星不顶打。长江水有几千里，他守住这里守不住那。咱们翻江倒海过江去，蒋匪统治一齐垮。解放江南老百姓，革命功臣人人夸。
还有一首《爱脚》的快板，恢谐生动，深受指战员们的欢迎：两只脚，有功劳，一举一动离不了。听说行军我高兴，立功机会来到了。
第一走路要把我放平，不要西歪又东倒。第二万一起了泡，穿破、挤水、煤油调，千万莫把皮撕掉，宿营让我洗个澡，将来总结行军时，给我记一大功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军队的领导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艰难的行军途中，军长秦基伟亲自下伙房做饭，并指导炊事员怎样才能把饭菜做得更好，使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
渡过了淮河，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和城乡的景色，都与北方大不相同。
村镇上的街道漫长而狭窄，小摊上摆着竹器和鱼虾，人们说的话也使北方来的战士听不懂，到处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沿途尽是水田，到处流着清澈的溪水，气候也与淮河以北有显著的差别。
一过淮河，部队就进入了大别山地区。这里大部分是过去的红色区域，工农红军曾长期活动在这里，以后又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弟兵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这里也曾被白崇禧的部队长期盘踞，给人种下了极端仇恨的种子，尤其是匪首张涂和他带领的匪徒，人民提起来无不咬牙切齿。
淮河南岸的潢川，本是一座秀丽的城市，也是大别山的门户。这里也是军事上的重镇，是几条公路干线的联接点。经过国民党军队的长期蹂躏，城市冷落，商业萧条，墙壁上还残留着敌人暴政的遗迹：伪镇公所绘制的“独子要应征”、“和尚道士要当兵”等标语。当地流行的一首歌谣说：“生下孩子给老蒋，打下粮食给保长，黎民百姓饿肚肠。”敌人强迫抓壮丁造成了许多悲剧。潢川第二区小流店村的青年农民胡胖子、吴庄材，不愿给蒋介石当炮灰，都叫自己的母亲用菜刀砍断了右手。青年农民李成海为了逃避当兵，让妻子用针刺破了他的眼珠，变成了瞎子。
大别山是这个部队的诞生地。当年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第十二师师长，带领部队长期战斗在这个地方。
在部队到达新城时，他回忆说：内战时他曾来过这里四次，并在附近的山头上负过伤。当晚他住的房子，就是当年鄂豫皖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
部队经过湖北和安徽交界地区时，必须越过高大险峻的唐家山。这给炮兵部队增加了巨大困难，指战员谨慎地在峻峭的山崖上行进，遇到牲口不易通过的道路时，便把大炮卸下来扛着走。为了不影响进军，副连长成祥瑞扛着173斤重的炮身走了一里多路，驮手于润流独自扛着197 斤重的炮腰爬过了三里高的大山。有一次牲口摔伤不能走路，营长贾文先扛上50多斤重的炮前架，爬过了五里高的山峰。当炮兵部队愉快地唱着歌到达宿营地时，驻地群众非常惊奇，以无限钦敬的语气说：“你们怎么能过得了这座山呀？从前‘中央军’炮队死了好多牲口，几次都没有过得来呢！”
大别山对革命有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子弟成千上万地涌进革命部队。许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许多人经过千锤百炼，已成长为人民解放军优秀指挥员。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就是大别山的儿子。他的家乡在湖北省黄安县，当他还没长到枪高，只有13岁时，就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监护连排长，总部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一二九师秦赖支队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象第四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十四军军长李成芳，都出生在大别山地区。
3月25日，部队经过麻城北面一个叫大河铺的集镇，这里是第三十八师师长徐其孝的家乡。他怀着激动地心情回到了离别了20年的家乡，一进村，发现一切都变得不认识了：原来相当热闹的一座市镇，现在只剩下了六户人家。他家里的房子已经变成废墟，父亲、哥哥、弟弟都被敌人杀害，只有70多岁的母亲侥幸活下来，以行乞为生。周希汉军长是湖北麻城人，他回到故乡后，竟找不出哪一堆长满荒草的败墙是自己的家门。李成芳军长是16岁离家出走当红军的，这次他率领部队恰巧经过他的家乡麻城李家河。部队走进村庄时，村里的人都挤在村口欢迎他。但他几乎一个人也认不得了，好半天才看见他的叔叔李清义。李老先生悲愤地对他说：“你走后，白党把大别山压死了。1932年3月饿死了你爹，7月间又饿死了你娘，全村16家被遭害死了54个人呀！第二年你妹妹又失落了，饿得谁也顾不上谁了，你家的房子也给白军拆了。……李成芳军长又跑去看望一个同志的母亲，她的儿子和李军长一起参军，但早已牺牲了。屋里冷落得凄惨可怕，破烂不堪的四壁被烟熏得漆黑，挂着一条条雨水冲成的印痕，满地灰尘，满屋蛛网。应着他呼唤的声音，从草堆里站起一位瞎了眼的白发老婆，抱着李军长痛哭，半天才迸出一句话：“都叫白党杀光了。成芳，快带队伍打过去，给我们报仇呀！”
大别山地区经历了种种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民对革命的坚贞不移的忠心。大别山人民以全力支援大军渡江南征。到处建立了支援前线司令部、供应站，日夜抢修公路，抢修桥梁，调集渡船。他们象当年爱护红军战士一样，准备了大批雨帽雨伞，到处搭起彩楼，设上茶水站，沿路欢迎大军的红旗，一直摆到江边。
第十五军取捷径，以战备姿态隐蔽出动，直出望江、宿松。历经20天，行程1500里，连克湖北省英山、罗田及安徽省太湖、望江四城，按预定计划在3月27日占领望江、华阳镇和宿松以东的老洲头一线江岸。在华阳镇及江字号滩头阵地，歼敌刘汝明部一个营；在老洲头，宿松保安团五百余人向我投降。军主力于29日进至太湖、望江地区，控制江北岸以华阳镇为中心的滩头阵地（包括长江及附近大小湖泊），掩护兵团主力展开于沿江北岸一线阵地，做好渡江准备工作。
第四兵团以第十三军为左纵队，第十四军为右纵队，则于3月18日到达光山、潢川地区待命。3月20日，刘伯承命令第四兵团歼灭麻城、浠水、广济之敌，伪装南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的态势，牵制敌人，以掩护第二野战军右侧背之安全，让野战军主力在安庆、望江段渡江。3月24日，第十三军在麻城地区与敌一七六师之一部接触，经两天战斗，迫敌退至麻城西南之中馆驿，我军占领麻城。麻城战斗与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直逼信阳南下的行动配合，迫使白崇禧将安庆夏威兵团的主力调于九江、武穴、一八八师从潜山、太湖西调黄梅。四野先遣兵团于4月1 日占领信阳后，一部向麻城、宋埠、中馆驿推进。第四兵团4月5日由麻城推进，穿过湖北与安徽的边境，于4月11日到达宿松附近。兵团主力在宿松、黄梅地区集结。这一带全是丘陵地带。宿松城西南40多里有黄海湖。我军先头部队陆续进驻到黄梅湖沿岸，利用湖泊进行渡江训练。
4月13日上午10时半，刘伯承一行到达第十五军司令部驻地华阳镇。
事前接到通知，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政治部主任余洪远早已在村口等待首长们的到来。
“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刘伯承来到军司令部，刚一坐下，便笑呵呵地问道。
“指战员的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只要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先遣军保证一举突破江南敌人防线。”秦基伟满怀信心地对刘伯承说道。
刘伯承满意地点点头，说道：“现在国共两党正在和谈，但我们部队要做好一切立足打的准备，在这点上一定要给指战员讲清楚，名义上是蒋介石下野了，实际上还是他在幕后操纵，李宗仁当不了蒋介石的家，也当不了国民党的家，桂系的白崇禧也是顽固好战分子。李宗仁想划江而治，想搞南北朝，这也是痴心梦想。毛主席早已讲得情清楚楚，解放军无论如何都要过江，一定要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刘伯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们军是第二野战军的先遣军，担当首先突破江南敌人防线的艰巨任务，困难很多。第二野战军的大部队能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顺利上岸，与你们军能否完成战斗任务密切相关。现在关键中的关键，是利用当前和谈的时机，认真做好准备，把渡江作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想到，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现在部队有什么大的思想反映？”李达接着刘伯承的话问道。
“现在我们是胜利之师，”秦基伟一边给首长们的杯里斟着茶水，一边说道，“虽然20天走了1500余里，但部队的斗志仍很旺盛。因此，有的战士流露有轻敌思想，认为敌人是败兵之师，已不禁打了，为什么还和他们和谈，干脆打过去算了。”
这时，刘伯承停住记录的笔，温和而严肃地说：“现在这个问题要注意，总前委来电，让我们对推迟过江的问题，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向各级指战员讲明白，和国民党和谈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和谈，不管谈成谈不成，从处理国际或处理国内问题的角度看，对我们党都是有利的。所以毛主席说，国共和谈是个政治问题。现在因为和谈，推迟了解放军渡江的时间，这也是政治的需要。但这样可能使部队产生松劲儿情绪，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野司近几天准备把师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专门讲讲这个问题。”
接着，秦基伟等十五军的领导，把他们的作战准备工作，向野司首长作了详细汇报。
随后，刘伯承又请秦基伟等陪他到江边，视察和看望了正在练兵的部分部队。
野司的首长走后，第十五军的主要领导又专门开会，进一步研究了野司首长的指示，讨论了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应该说，第十五军的渡江准备工作做得是比较充分的。
水上作战，对于十五军来说还是头一次。由于江河作战更加困难复杂，战前的准备工作要求更高。在部队出发前，刘邓首长就已告诉十五军的领导，渡江器材和渡江技术是准备工作的核心，要尽早准备，并指示要在4月11日前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准备15日开始渡江。
在十五军抵达江边的第二天，秦军长跟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到江边勘察地形。
华阳镇渡口一带，江面宽2000至3000米。我方纵深地势平坦，多沟渠，湖域宽阔，便于部队屯集渡江器材和水上练兵。江湖之间有长河连贯，是良好的出击通道。南岸多沙滩，便于登陆。敌人有两个控制滩头的制高点，左为黄山，右为香山。守敌是汤恩伯集团刘汝明部六十八军一四三师，位彭泽（不含）至茅林洲地段。牛矶、香口、灯塔东南无名高地及黄山，香山上有集团工事。近岸有堑壕，水际有鹿砦等防御设施。两山鞍部为炮兵阵地，纵深未设防。据此看来，望江、华阳镇地区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出发地，香口至茅林洲段可预定为突击登陆地段。
为做好准备工作，十五军领导责成各师，建立了三种专门委员会。由侦察、保卫、敌工部门组成情报委员会，以动态观察、捕捉敌探、过江侦察或佯动侦察等手段，查明敌兵火力配置、活动规律、警戒程度；由作战、训练、通信部门组成战术研究委员会，搜集水文、气象资料，研究渡江战术，拟定作战方案，组织水上练兵和战术演习；由政治部、军械、后勤和民运部门组成后勤委员会，保障粮草军需，征集购置各种渡江器材，组织船工，收容伤员。另外，全军抽调300名干部，协同分区开辟建设地方政权，发动群众。各级首长直接参与某一组织的领导。
江河作战，船是最基本的条件。敌人由江北南逃时，沿江北岸船只大都破坏或劫走，给我军造成极大困难。十五军到达江岸后，派出部队协同地方政府向群众宣传动员船只。沿江本有许多靠船为生的船家，因为国民党军队害怕解放军渡江，强迫把北岸的船只拉到南岸或毁掉，那时候，有的船家便悄悄地把船划出长江，在湖泊里装上沙土沉下去，以躲避蒋匪兵的迫害。如今一听到我军渡江，便兴奋地自动把船捞起来加以修补；有些地方日夜不停地为部队建造新船。首先到达江边的十五军，在八天内，就筹集大小船只443只，渡江前共筹集大小船748 只，组织训练水手1400人，一次可以载渡一万人。群众还同部队指战员一起，把民用船改造为战斗船。用土袋、湿棉被等加强了船只的防护能力，增桨加橹以提高船行速度，利用竹、木、稻草制成救生圈，准备棉花、桐油、石灰等以备堵补弹孔。为了便利伪装，用砖粉、白灰、污泥混合涂抹船身、帆篷，使水船一色。
4月初，部队开始集中水上练兵。按兵种，作战任务分别进行。突击人员着重进行上下船的队形动作、水上射击和攻占滩头阵地的战术技术训练。
江中队形，一般以指挥船为中心，保持一定队形。基本要求是：按指定的登陆点，各船用最快速度，直奔敌岸，所有船只应向最前面的船看齐，自然形成不规则的队形。各渡船靠岸后，主动互相配合消灭当面之敌，尔后向中心合击，夺取预定目标。渡江的后续梯队和预备队，则着重山地、河川、水田战斗的战术技术训练。
部队水上练兵，历尽艰辛。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来自北方。尽管在找船时，各师就通过组织干部战士“谈水”、“看水”、“试水”，初步打消了大家的畏水情绪，但要从“陆上虎”变成“水上蚊”并非易事。战士们乘船在大浪滔天的湖上兜一圈，五脏六腑都得翻过来，呕得昏天黑地。经过一段紧张的水上练习，大部分人学会了摇橹划桨，一部分入学会了掌舵和撑帆。
许多原来不识水性的战士，都变成了水手。部队的各种人员也都结合自己的任务进行训练。卫生员演习水上抢救，3分钟可以把伤员从离船100米处运到船上；电话员演习水上架线；通讯员也演习水上送信。……
在部队准备渡江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个有趣而感人的故事。
有一天夜里，薄雾弥漫着江面，东风飞卷着浪潮。正在江北岸放警戒哨的一个侦察员，忽然发现江面上有一个黑色的东西，顺着急流漂近岸来。侦察员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捆芦苇，上面还紧紧地趴着一个人。侦察员用力把这人从水里拉上岸来。只见他光着身子，穿条短裤，冻得直发抖。只听他断断续续地问道：“你是解放军同志吗？”当侦察员回答他正是解放军时，这人“哎呀”一声，抓住侦察员的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说：“可找到你们啦！”
这人连忙从嘴里取出一只手指粗的瓶子，交给了侦察员。只见瓶口用蜡密密实实地封着，里面卷放着一封江南人民请求解放军赶快打过长江去的信，和一幅标着南岸国民党匪军布防情况的地图。地图上和信上的字特别小，必须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送信人是借着夜色的掩护，巧妙躲过敌人的岗哨，来到江边的。面对白茫茫的江水，送信人把小瓶放在嘴里，顺手拖起一捆芦苇，跳进江，朝北岸慢慢地游了过来。他刚游到江心，风紧浪大，芦苇直在江心里打转转，一阵阵浪花把他卷下去一次又
从天黑6点钟开始下水，一直漂到早晨3点多钟，整整和狂风恶浪搏斗了九个多钟头。凭借着“要死死在江北，信和地图一定要送到解放军手里”的信念，终于到达了北岸。
这位勇敢的江南人民使者的英雄事迹，感动了所有见到和听到的人。战士们面对着滔滔的江水，立下誓言：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16日下午，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
当李宗仁接到黄绍竑将带《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的消息时，便急电召白崇禧等人来商量对策。
黄绍竑一飞到京；李宗仁便命人将他接到傅厚岗六十九号官邸，立即召开秘密会议。
黄绍竑从皮包里取出文件交给李宗仁，并加以说明道：“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说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不可更改的定案，签字日期定在20日，如果政府同意就签字，但是，无论政府签字与否，他们都要渡江。中共方面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同来北平参加签字仪式。文白先生和诸位代表希望协定早日签订。”
李宗仁把文件草草地看了看就交给了白崇禧，白崇禧拿过文件，在文件上急速地搜寻着什么。文件本来就不长，他很快也读完“真难为你啦，像这样的条件居然也带得回来！”
白崇禧看完，把《国内和平协定》往茶几上一摔，怒气冲冲地说道。黄绍竑忍着气，看了看李宗仁说道：“像这样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承认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在这方面，中共是作了让步的，我方提出修改意见四十多处，共方接受了半数以上。”
“接受什么了，”白崇禧拍案而起，冲着黄绍竑吼道，“我的条件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共军不能过江！”
黄绍竑鼻子哼了一下，冷冷地说道：“这办不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把话讲死了：不管南京当局在这个协定上签不签字、共军都要过江。”
“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说罢，白崇禧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李宗仁一声不响地只顾大口大口地抽烟。会议不欢而散。
白崇禧的态度，黄绍竑回南京之前是有心理准备的。如果说李宗仁倡和还有点和平的真心的话，而白崇禧倡和则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抵抗到底，他心目中答应共产党的和谈条件的核心是不准共军过江。并且随着国共和谈的正式交涉，共军一定要过江的消息不断从北平传到南京，他的思想和蒋介石越来越靠拢。前几天，他曾给第三兵团司令官张金发过一封密电，说：“吾人今日为爱护五千年文化，为保证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应在三民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下，不分畛域，不问党派，团结一致，作殊死斗争。尤当支持中枢作有效之决策。否则人自为谋，分散力量，古今多少失败惨痛的历史教训，转瞬落到吾人头上矣！”
说服白崇禧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可能性不大，黄绍竑寄希望于李宗仁。
虽然白崇禧在桂系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但从以往的历史看，在有些问题上，只要是李宗仁一定要坚持的，白崇禧尽管不情愿也是会听的。例如1930年，桂系联合冯、阎欲取中原而进攻武汉，但因黄绍竑所部动作迟缓，贻误战机，使桂系遭到惨败。回桂后，白崇禧、张发奎坚决要清算黄绍竑而李宗仁坚持不让，白也从了李宗仁。后来黄绍竑投蒋，白崇禧对之恨得咬牙切齿，而李宗仁挡住白崇禧对黄的发难，送给黄一大笔路费，并和白崇禧一道盛宴为黄饯行。所以黄绍竑认为，说服李宗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还是有可能的，只有李宗仁在协定上签了字，白崇禧岂能和李宗仁闹翻不成！
白崇禧走后，黄绍竑向李宗仁问道：“德公，你觉得这个协定如何？”
李宗仁长吁一声，说：“我们是斗败的凤凰，还有什么好说的。共产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彻底底消灭我们，得势不让人哪！”李宗仁从茶几上捡起《国内和平协定》，一边翻着，一边继续说：“这个协定够苛刻的，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大党，虽然现在失败了，但还有一百多万军队，还有南半个中国十几个省份，不好让人接受。”
黄绍竑看着李宗仁痛苦的样子，涌出一股哀情，但还是说道：“毛泽东已说过，和平协定签订后，将来成立联合政府，德公可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宗仁没等黄绍竑说完，不屑一听地摆着手，打断了黄绍竑的话，说道：“季宽兄，你太幼稚了，连这个党都不让存在，给你个副主席会怎么样？连党都没有了，我这个副主席能起什么作用。再说，在这个时候，我岂能图一人之安逸而一签了之！我这个代总统，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去职，以谢国人！”
在逼蒋之际，李宗仁似乎是胸有大志，但现在已是心灰意冷，最后无可奈何地说：“这事还是让老蒋定夺吧。”
第二天，李宗仁派张群，乘专机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汇报。
蒋介石看了协定，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我要处置他们，一定要处置他们！”说完，竟把协定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4月17日、18日，桂系的头头频频聚会，商讨对策。会上仍然是黄绍竑和白崇禧两人唱主角，一个人劝和，一个人主张打，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动用了拳头。最后，打的意见逐渐成为会议的主调。
为了拖延时间，南京在18日广播说：对和谈条款，可予忍让。但对渡江问题尚在考虑。又谓黄绍竑因血压高，不及于4月20日前返北平云云。
桂系范围内讨论不出名堂，而蒋介石也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当意见，在张群到溪口以后，他立即让蒋经国给南京的何应钦和广州的吴铁城去电，让他们组织国民党中常委进行讨论，尽快拿出应付的措施。于是，国民党中常委在南京连续召开了两天会议，对和平协定作最后的决定。
会议一直由何应钦主持，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有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及几位部长，另外，刚从太原逃出来的阎锡山也应邀出席了会议，白崇禧令不知者纳闷：他没有参加这个他应该参加的会议。
在会上，吴铁城嗓门最大，坚决反对签订和平协定，他说：“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谈不能离开中常委讨论的那个和谈五项原则。代表团离开五项原则，擅作主张，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既然这样被共军吃掉，还不如一打到底，即使那样彻底败了倒也痛快。”
中常委们不管是主张打也好，或是主张和也好，但有一点他们的感觉是共同的，这就是国民党已近灭亡。不知是出于他们对党国的感情，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不知谁在会上首先哭泣出声，引得会上多人放声大哭起来，如丧考妣，好不悲伤凄凉。
作为会议主持，是得拿出意见的，何应钦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总结性地说道：“两日来，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最后的意见也是比较一致的：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原来中常委和谈声明的。但从北平拿回的协定，与中常委和谈声明的原则相差甚远。共方协定的前言，皆属对政府和本党的诋毁之词，等于对罪犯的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该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不是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做法。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共有四次大的和谈，当然这一次我们是失败者，不管怎么说，我们从这个协定中看不出共产党的宽阔胸襟来，当然，我们做得也不好，否则何至于此？签不签这个协定，我们都是一个死。我的意见，不能签这个协定。”话说完了，何应钦才觉得还有个代总统存在，又补充了一句：“看李代总统有何高见？”
这时李宗仁听到“总统”的称呼，一点儿也没有刚上任时荣耀了，像立时受了极大屈辱而又不能反抗似的沙哑着嗓子有气无力他说道：“事到如今，是战是和，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产党一战到底，怎么办都行。”
4月18日，南京当局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发表了《对当前和谈的声明》。
声明重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基调，并表示：倘不能实现原定的五项原则，“则牺牲奋斗，万死而无辞。”
4月19日，南京广播发布了宣传部长程天放的答记者问：“和平的希望暗淡，如果共产党过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个月前就决定了的，这一立场今天宣布，盖因在此以前发表恐危害和谈。”
此时的蒋介石，则一反几个月来的仰郁情态，又像松缓了一段时的弹簧一样，倏地跳了起来。他命令蒋经国传达他一系列手谕，让前方各将领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和共产党最后一拼：
“令汤恩伯、白崇禧、胡宗南、宋希濂……守住长江，保住西南……坚决抵挡住共军的进攻！”
“令孙立人，加速编练新兵……”
和谈彻底破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反动派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一场新的恶战已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