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冯玉祥。他是以北洋军阀的将领身份，拥护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北军创始人和最高领导者；他当过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曾经是国民党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他又曾经和蒋介石打过仗，而晚年又坚决反蒋；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在淮海战场上举行贾汪起义的第三绥靖区的部队就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何基沣和张克侠都是当年西北军的将领。
蒋介石为了与冯玉祥搞好关系，曾经与冯在1928年2月18日换帖结拜，成为把兄弟。为兄的冯玉祥给蒋介石的谱书上写的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为弟的蒋介石给冯玉祥写的谱书是“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可是两年之后，蒋介石就和冯玉祥在中原展开大战。冯玉祥调出其嫡系部队26万人，战役初期冯玉祥曾经处于优势。可是由于蒋介石采取了种种分化拉拢的手段，冯的盟友阎锡山背叛，部下几员大将转投蒋介石，东北的张学良宣布拥蒋，最后冯玉祥战败，西北集团军瓦解，冯玉祥下野。蒋介石和当时主持华北政局的张学良将西北军残部化整为零，编入蒋介石的中央军。
在改编中，几十万西北军仅仅保留了一支全部由原来西北军官兵组成的部队，这就是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为宋哲元，其下三个师长是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二十九军被派到河北通县、蓟县一带布防。1933年3月，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用大刀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血战，一举歼灭日寇1300多人，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寇、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仍然是二十九军。这以后，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其下辖3个军，即七十七军、五十九军、六十八军，军长仍然分别是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这3个军的番号都是有寓意的，都是为了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七十七军是“明七七”，五十九军是5＋9＝14，六十八军是6＋8＝14，都是两个七，所以五十九军和六十八军是“暗七七”。抗日战争中，这三支均含有“七七”的军队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多次浴血奋战，包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内的一万多名将士在战场上马革裹尸、为国捐躯。
这样一支可以称之为英雄之师的部队，就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是西北军的旧部，在国民党军队中处处受排挤、受歧视。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被调到徐州地区，改为第三绥靖区和第四绥靖区，放在内战的最前线，让他们去和华东野战军作战，给蒋介石当炮灰，让他们和共产党的军队相互削弱，让蒋介石坐收渔利。这时的第三绥靖区总司令是冯治安，下辖五十九和七十七两个军，都是原来西北军的老部队。第四绥靖区的总司令是刘汝明，下辖第六十八和五十五两个军，其中的六十八军是西北军的老部队。
现在他们都成了淮海大战的参加者，蒋介石要他们在紧邻山东解放区的地带布防，用民间的俗话说，就是让他们在华东野战军发动进攻时去“挨头刀”。可是蒋介石在内心深处并不信任他们。杜聿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蒋介石对重要的作战方针并不多用心思，而在人事上却成天打主意。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前，蒋介石因为对冯治安和刘汝明这两个绥靖区司令不放心，特地把他二人叫到南京去，让他们公开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以防他们“通共”。蒋介石所以要搞这些花样，就因为他们是出身于西北军的将领。
蒋介石的担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由于第三绥靖区所辖部队的特殊历史背景，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确一直有着某些联系。早在冯玉祥重编国民军时，中国共产党就派了刘伯坚、邓小平、李林等大批共产党员到部队中去开展工作，他们所办的中山政治军事学校中有党的基层组织和大量的革命青年，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党都派有部分党员在其中工作，还曾经组织其中的少数骨干到延安学习。所以，在这支军队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直存在。而在这支军队中的中共秘密党员就有身居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何基沣和张克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