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12月的华北平原白雪皑皑。千里沃野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银色光芒。万物寂静无声,整?冬天正孕育着一场新的更大的萌动。

一辆吉普车疾驰。细雪夹着冰粒子刷刷地打在吉普车的顶棚和玻璃窗上,路坑坑洼洼,车子上下颠动,车内,陈毅已全然进入梦乡,胖胖的身子颠簸得像滚动在簸箕里的黄豆。刘伯承十分羡慕身边的陈毅,他没有这个本事,越疲劳,越难入睡,更不要说在如此颠簸的车上。

12月12日,在淮海战役进入尾声、黄维兵团即将全部被歼之际,毛泽东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发来一封电报:

“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则尚需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我们希望伯承能于12月20日至12月25日间到达中央会谈。”

1948年12月28日,刘伯承和陈毅风尘仆仆,紧赶慢赶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列席党中央政治局会议。

刘伯承一行还在路上,远远地就望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路口亲自迎接。

刘伯承微笑着和三位中央领导一一握手,镜片后的独目闪烁着镇定、自信的光芒。

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1949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加强各野战军的正规化建设。

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整个大厅里回荡,激励着每一位出席会议的同志。

1月7日,刘伯承在会议上发言。他着重讲了4个问题:

(一)前年我们跃进式的进军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在最后胜利时,稳健地集中兵力使用,是极其重要的。

(二)开辟新区的组织问题。在未出动前最好即有地方党政及军区的配备。

(三)正规化。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如何着手,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

(四)野战军与后方问题。补给主要并尽可能取于前线,但完全解决人力、物力、财力问题,还必须靠后勤。这次170万人南下江南作战,没有后勤是不行的。

这4项意见,其实也是刘伯承对渡江战役及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设想。

此后几天,毛泽东专门召集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问题。刘伯承说:“总前委已经研究过,一吃掉杜聿明,大部队就可以向南开进,准备渡江。现在就是时间紧一点,部队很疲劳,需要抓紧时间结束淮海战役。”

刘伯承认为:在军事上,渡江是没有问题的,与进军大别山相比,那时我军是跃进式的进军,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一次是齐头并进,是一字长蛇阵,是全面进攻。但是美国可能出兵干涉,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毛泽东认真地听取了这位前方统帅的意见,随后分析了渡江南下的利弊条件。他说:“南方最广大区域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党的组织还不强大,群众还没有发动,这将给军队的给养供应和大城市夺取后的管理带来一些困难。可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当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之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大的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和1927年以后数年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还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这些都是有利条件。蒋介石的空海军也救不了他的命,三大战役他都有空军支持,但都输了。至于海军嘛,长江不是大海,海军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只要把炮往北岸一架,国民党的军舰就不敢开了。”

对于美国人可能出兵干涉,毛泽东认为刘伯承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他说:“我们还是要防止美国出兵,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占领沿海若干城市干扰我军作战作为一种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这一种计算现在还不能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之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虽然美国出兵干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为了应付美国出兵的局面,渡江作战时,让中野紧靠华野,两大野战军都在汤恩伯防区内突破,共同进攻南京、上海。总之,我们一定是要过江的,这个长江,我们是非过不可。”

响当当的第二野战军

1949年2月11日,中原大地,千里冰封,雪花纷飞。此时,一辆美式吉普正穿破晨雪,急驰在通往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途中。

车中坐的,是刚被中央军委任命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他正衔中央军委之命,火速从石家庄赶回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整顿部队,为渡江作战做准备。

到司令部后,刘伯承来不及休息,便以主要精力主持部队的整编工作。1949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陈赓5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部队以原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等7个纵队为基础,加以地方兵团升级,补充?兵、俘虏等,扩编为第3、第4、第5兵团,下辖9个军。

第3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王近山、杜义德任副司令员,下辖第10、第11、第12等3个军。

第4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3、第14、第15等3个军。

第5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6、第17、第18军等3个军。

第二野战军还成立了直属特种兵纵队,下辖1个榴弹炮团,1个战车队,1个工兵团,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兵力共28万余人,装备大大加强,拥有各种火炮1,500门?开始由单一步兵向合成军队和现代化的建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为胜利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和解放南中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它把正规化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刘伯承在3月份向毛泽东递交了工作报告。报告围绕着部队整编工作,系统地表述了有关正规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了组织调整、兵员补充和后勤建设等3个问题。关于组织调整,他说:“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不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且是组织的变动或扩大整编,这就必?牵动其他组织的调整。”他还强调,“统率机关,包括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件大事。”

关于兵员补充,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虏、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他认为:第二野战军“兵员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五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原来在中野正规军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同时在正规化的口号下,对那些指导不深入部队实际的官僚主义是要坚决反对的。”

关于后勤建设,他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畅通,部队物资拥挤和一切物资要当地人民供应,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站的设施,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地?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把各地已有的物资与输送工具充分组织起来,供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依靠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刘伯承为渡江战役所做工作的周密细致,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

晨风吹拂,毛泽东审阅完报告点燃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禁喃喃自语:“我有刘伯承,蒋介石完蛋了。”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刘伯承因年后刚从中央返回,便留在商丘主持渡江准备工作?邓小平与陈毅等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专门与邓、陈等人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初定4月10日为发起时间。

七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还受中央委托,提出渡江作战胜利后华东方面人事安排。

离开西柏坡的前夜,毛泽东披一件棉衣站在已经吐出铜钱大小新叶的柿子树下,和邓小平再次商谈渡江作战问题。

月牙挂在西天,他们已经谈了许久。毛泽东沉默了一阵子,说:“江南这扇门我们是要开启的,长江是开启这扇门的钥匙,我们一定是要过江的。和谈成功,我们就开过去,和谈失败,我们就打过去。这是任何人,任何国家不能阻挡我们的!”

夜色浓重,毛泽东最后用6个字结束了他们的谈话:“交给你指挥了!”

邓小平从中央回到总前委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渡江作战的指示。

3月26日,总前委会议在蚌埠南郊一个村庄茅舍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首先传达了中央对渡江作战的指示,然后说要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问题,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和提出问题。

前委成员和兵团司令们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分析了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是:

长江的港汊很多,特别是三野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故入江的出口较多。虽然国民党军近来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唯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需架设及增修桥梁,否则部队不易通过,对部队展开运动阻碍大。所以渡江作战,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先期展开侦察,尽可能地掌握这些情况,以利于部队行动。

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现在发给部队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移动较大。比如南通的狼山,原距江岸有数里之迢,现在江水已紧靠山麓。

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此等沙洲多沙质。沙洲可利用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必要时可先夺取之。

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以便提高作战技能。

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因月亮的引力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

长江的船民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比如说,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平放于饭碗上,而应放在桌子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言乱说,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民们禁止用枪打,怕惹祸上身;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听完大家的议论,邓小平说:“长江确有不少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不管有多少问题,渡江作战的核心是能不能登上对岸,只要上岸,一切好办。至于那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可以先不进攻。”

陈毅说:“我很同意小平的意见,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把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说:“1947年6月二野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司令员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近来他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战术问题,写了一份材料,叫《渡江作战之研究》。只是这几天他在组织部队向长江北岸开进,没来参加会议。不过他的研究材料却在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听。刘司令员可是我党的军事理论家。我在这里照本宣科,你们可要好好听哦!”

刘伯承在文中写道: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设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邓小平一口气念了许多,兵团司令们都听得入了迷,这些都是他们近些天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

可是,书到精彩处,邓小平突然止住,他笑着摆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老总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脚忙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总前委扩大会开了四五天,对渡江作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最后决定渡江时间延迟到4月15日黄昏,因为那天是阴历18,晚9时以前月亮不会升起,正有利于我军首批部队过江。

此后数日,邓小平一直在推敲渡江作战的总体方案。他集思广益,多次召开会议,把三野指挥部机关干部全部发动起来,主持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于3月31日完成,第二天即发往中央军委审核。

《纲要》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国民党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以全线渡江遂行本战役。

以第二野战军为西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以第三野战军为中、东两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间实施渡江。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司令员在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部队为西集团,在棕阳镇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指挥机构,直接指挥第8、第10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7、第9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棕阳段渡江作战;三野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

战役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

战役的关键在于第三野战军第7、第9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同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突击集团两个集团迅速东西对进,打乱敌之作战体系,完成钳形合围,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

第二野战军着重密切协同第三野战军行动,适时以主力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之任务,并以主力一部迅速出衢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纲要》同时指出:只要渡江成功,战局的发展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变成敌人全部溃乱的局面。

4月1日下午,邓小平和陈毅带着新组建的总前委的轻便指挥机构,在蚌埠火车站登上一节闷罐车厢,开向前线。

4月2日邓小平和陈毅醒来,列车已到合肥车站。出了车站他们乘吉普车向东开去,直奔总前委渡江战役的指挥位置——瑶岗村。

4月3日,他们刚刚到达新的指挥所,就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

4月1日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后来毛泽东在4月18日的电报中指出:

“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三野战军作战参谋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是这个村子曾驻过第27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对清楚。此外,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空袭的危险;瑶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以瑶岗为中轴,划出175公里至200公里的线,它的东北方紧靠津浦铁路南京终点的前站滁县,东南紧接芜湖至九江的防线,因此,总前委的指挥位置恰恰就在联结沿江东、西线渡江大军的中点上。

瑶岗的环境十分安静,村子里到处是浓阴遮掩的大树。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房主姓王,叫王世鑫,是个地主。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报科科长。

邓小平、陈毅住下的第二天,房主王世鑫的妻子到前院舀水浇菜,一位正在值班的士兵走过来,轻轻说:“大嫂,以后请你们不要过来。”

当时陈毅正在院中理发,听见警卫说话,忙问原因。有人汇报,说这个房主的大哥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做官。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怕啥子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陈毅住在这幢四合院头进屋的东厢房,屋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铁床,一张条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和方凳。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这个人民解放军中的大才子,这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就是起草部队进入城市后的布告等文件。

头进屋正中是值班室,常在这里值班的是邓小平的秘书谷奇、陈毅的秘书阔旭斌、张鼎丞的秘书沈曾华、舒同的秘书林路、曾山的秘书张华。

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他在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容住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10多个人,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