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万群众支前忙

“为了太原早日解放,要啥我们给啥!”

工、农、商、学,各行各业,都在为解放太原贡献自己的力量。武装的民兵集中了。运输队、担架队,组织起来了。战伤医护队、文艺宣传队也成立了。准备直接参战的十多万民工,已处于待命状态。为战役服务的上百万群众,忙着筹措粮草,准备器材,赶制被服,碾米磨面,修桥筑路……

为了更好地完成繁重庞杂的后勤任务,支援解放太原作战,太原总前委决定成立太原战役联合后勤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这次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由太行区行署主任裴丽生担任主任,晋中区行署主任牛荫冠担任政委。下设有关办事机构。

太原战役联合后勤指挥部成立以后,立即以高度的组织才能,把浩繁的后勤保障任务,完成得井井有条。他们认真贯彻总前委的指示,动员参战民工,筹集、运送粮秣燃料,调运弹药及各种作战所需要的器材,组织构筑窑洞,修补道路,设立仓库、粮站、副食站、柴草站、转运站、军械站、弹药库、被装库、兵站、医院等,件件做得卓有成效。

当时,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是:人民贫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运输工具缺乏,参战单位众多……这给后勤保障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把如此庞杂艰巨的工作,组织得有条不紊,源源不绝地保证了前线的供应,可以想象,后勤战线的无名英雄们,为此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在晋中地区,几乎是全体出动。男女老幼都在为解放太原服务。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雨雪阴晴,家家户户在做军鞋、缝军衣,为部队碾米磨面,制做干粮。无数民工在修旧路、开新路,架桥梁,运送粮草、弹药和攻坚器材。不少人家在修整房屋、窑洞,准备给路过的部队居住。桥梁、涵洞、山隘、仓库等交通要道和重要目标,都有民兵警戒和巡逻。工会、妇联会、学生会、儿童团,都在为支援前线作战而奔忙。打算盖新房的,拿出了木料;准备结婚的,献出了粮油和肥猪;有的卸下了门板,腾出了麻袋,送给解放军做攻城器械。运送作战物资的车辆和牲畜忙不过来,就人扛肩挑。壮劳力上前线了,后方就组织代耕,由老人、妇女和娃娃们担负着春播生产的任务。

在通往太原的南、北同蒲和正太三条铁路上,机车和车皮全部启动了。铁路员工顶风冒雪,昼夜抢修车站、铁路,桥梁和涵洞,运送着大批军用物资。在铁路沿线的每个转运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民工,在突击装卸车辆……

在太行区、太岳区,在晋绥区、察哈尔区,在冀中区、冀南区以及陕甘宁边区,十几万民工,告别了父母、妻子和儿女,离开家乡,组成支前民工连队,餐风饮露,星夜兼程,行进在通往太原的崎岖山路上。更多的民工,组成了运输队,赶着大车,牵着毛驴,冒着雨雪风尘,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草料、被装,油盐、菜蔬和各种物资器材。一支支由石家庄工人组成的军械器材维修队,由临汾医护人员组成的战伤医护队,由晋中榆次学生组成的支前服务队,由长治、壶关、襄垣专业和业余文艺团体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也都身背行囊,千里跋涉,奔赴太原前线。

在通往太原的大道和小路上,一队接着一队的人流,向前涌去。人们的欢笑声,车把式的吆喝声,骡马的嘶鸣声,汽车的喇叭声,火车的铿锵声,组成了一曲雄壮激越的交响乐,在原野和山水之间回荡。人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忘记了沉重的行装,都在争先恐后地往前赶路,脚下就象踩上了风火轮。

这是愤怒的激流,这是炽烈的火焰。它要冲刷掉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它要熔炼出新中国的灿烂明天。让我们从这激流和火焰中,选几滴水珠和火花,看看我们的人民群众是怎样在为解放太原贡献力量的吧!

冀南的武成县张庄,有个民工叫孙生堂。他家祖孙三代给地主当牛做马,到头来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自打解放,他家分了房子,分了地,过上了好日子。这年春节,孙生堂娶上了媳妇。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生堂的爷爷和父亲常对他说,好日子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要不是解放军打天下,哪有穷苦人的活路!咱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孙生堂的思想也很进步。不论是参加民兵,还是为烈军属代耕;也不论是支前作战,还是征用粮草,他样样走在前边。这天,他听村干部说打太原要抽调民工,晚上和媳妇商量好,第二天,来到村头大庙,对村长说:

担架队抢运伤员

“打太原民工,算我一个。”

没等村长开口,一个后生就说道:“别人可以,只有你去不得!”

“为啥?”

“这还用问?”后生说:“就是你爷、你爹都赞成,那刚过门的新媳妇也不会同意!”

还没等大伙笑出声来,一个清脆的声音接过了话茬:

“我同意,我俩已经商量好了!”

大伙一看,说话的正是生堂的媳妇秀芳。

秀芳接着又说:

“要是需要妇女上前线,我也要报名哩!”

“好!”村长站起来,高兴地说:“生堂是好样的,秀芳也是好样的。他俩是一对模范夫妻,大家要向他俩学习!”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支前民工出发了。孙生堂肩扛一副担架,走在队伍前头。队伍进了山,道路坎坷崎岖,走起来一身汗,停下来浑身冷。路远村稀,没地方做饭,就啃口凉窝头充饥,渴了喝口山泉水。一天,走到孟县境内,突然雨雪交加,孙生堂受寒病倒了。白天里昏昏沉沉,身上忽冷忽热,夜晚咳嗽不止,浑身烧得火炭一般。一连几天,尽管他咬牙坚持,瞒着大伙,还是被村长发现了。

村长对他说:“你不能再走了.我给你找辆顺路的大车,你回去吧!”

孙生堂摇头,硬是不同意。

副县长得知,也过来劝他回去,还给他写了一张公函,递给他说:“这是证明信,写着你是因病返回,到村好好休息治疗。”

孙生堂把证明信又塞到副县长手中:“说什么我也不回去。”

正定县的医护队赶上来,给他检查,确诊是急性肺炎,需要就地治疗。

两天两夜之后,孙生堂的病情好转了。他睁开眼睛,望着窗外,听到人欢马叫的声音,“噌”地坐了起来,要穿鞋下地。护士问他干什么,他卷上小行李卷,快步溜出门去,招招手说:“我要赶队伍,上前线了!”

他搭车找到了县民工的驻地,见大伙都在往阵地上搬弹药,二话没说,扛起一箱子就搬。当副县长和村长发现了他,他嘿嘿憨笑了几声,说道:“我身子结实。一干活,出出汗,病就全好了。”说着,他钻进了运输队伍的行列中。副县长摇摇头,赞许地说:

“真是个铁疙瘩,拿他没办法。”

在正太铁路沿线,还流传着寿阳县母女俩争运军粮的故事。母亲婆家姓段,娘家姓李,因为家里没有识字的人,始终也没有起个名字。丈夫在正太战役中当支前民工,牺牲在堑壕内。她只有一个女儿,名叫花花,这年才15岁。虽说解放区政府把她家按烈属优待,各项征调都照顾,但母女俩还是尽其所能,支援子弟兵作战。做军鞋,碾军粮,样样都走在前头。听说要攻打太原,需要向前方运送粮草物资,又听说要抽调一部分女劳力,母亲就去找妇联主任,要求去给部队运军粮。妇联主任说她50多岁了,路途遥远,没有答应。

她又找到村干部,说:“打太原是咱山西最后一仗了,要不尽点力,以后就没机会了。年岁大怕啥?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53岁还领兵出征哩。我比不上她们,背几十斤粮食还满可以。”

花花听说,也找来苦苦哀求:“让我去吧!刘胡兰、尹灵芝不也是十几岁吗?她们为咱受苦人做了那么多好事,最后都牺牲了。太原人民还受苦,解放军打仗要吃粮,我背上它几十斤,也算是出了一点力呀!答应我,让我去吧!”

母女俩的决心感动了村干部,大家研究决定,她们娘俩个,只去一人。到底谁去,由她们自己商量。

母女二人回到家。母亲说:“好孩子,你还小,骨头还没长成,比不上妈妈的老腿老胳膊。来回200多里,背几十斤粮,路上顶不住,不是倒拖了别人的后腿?”

花花知道自己说不过妈妈,便表面上痛痛快快答应了。暗地里,她却背着妈妈悄悄做着走的准备。

出发那天早上,花花第一个来到粮库。向会计说:“锁子叔,给我秤70斤。”

会计笑了:“花花,规定每人50斤,你娘怎能背动70斤?”

“不是背,”花花解释:“我娘从姥姥家借来一头小毛驴,是用毛驴驮的。”

会计相信了。过了秤,花花在一个口袋里装了一多半,剩下的倒进了另一个口袋。然后,急急忙忙把那个大粮袋背回家,对她妈说:

“运粮的都在村南头集合啦!你还不快去!”

妈妈带上干粮,背起粮袋就往村南走。花花锁了房门,到粮库背上那个小粮袋,从村北绕着走,直往村西大道急步赶去。

花花她妈走出不远,遇上了妇联主任,问她:“你到哪里去?”

她答:“到村南集合。”

妇联主任说:“不对,是在村西集合。快走吧!”

运粮的人们集合齐整,带队的村干部简单说了几句,就出发了。

运粮队伍翻过了一道山梁,老远看见一个小孩背着半口袋粮在前面蹒跚地走着。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她。大伙一看,原来是花花。人们一下子围了过去。

“你怎么一个人先跑出来了?”

“不是让你家来一个人,怎么娘儿俩都来了?”

“看,累坏了吧?”

俗话说,路远无轻担。花花背的虽然只有20多斤,但她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开始走还没事,可越走觉得身上越重,脚步也迈得小了,脚上还打了泡。妈妈看见女儿这般模样,又心疼又生气,说:

“你这孩子太任性了,怎么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

花花望着妈妈和众人,装出轻松的样子说:“我一点儿也不累,保证拉不下。不信,咱们比比看!”

妇联主任要她把粮食均给大伙,回村子去。

“这可不行。”花花急了,“我走了好几十里,再有几十里就到了,我非坚持到底不可!”

解放区民兵也扛起了枪妈妈心软了,便去向妇联主任说情:

“这闺女是个犟脾气。也走了这么远了,别让她回去了。把她的粮均给我一点儿,剩下的还让她背。”

“大婶,你别增了。让花花给我均一点好了。”一个健美的年青姑娘一边说着,一边接过花花的口袋,往自己口袋里均了一些。

这支妇女运粮队伍,又继续前进了。母女二人走在头里,有说有笑。妇联主任瞅着这母女二人的背影,笑着对众人说:“妈妈好像穆桂英,闺女好像杨金花。母女英雄,实在了不起!”

在榆次南面我军的总仓库附近,有一座新墓。墓前有一块石碑,上写着:“为保卫榆次总仓库牺牲的无名烈士之墓”。这位无名烈士,是从晋中各县抽来运送粮食的一个车把式。但究竟是哪里人,姓甚名谁,都没有查清楚。根据有关同志的回忆,听口音,他好像是太谷或祁县一带的。论长相,是个中等身材,满布皱纹的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一看,就是个饱经风霜的人,大约有50来岁。平时,总爱叼着烟袋,即使烟抽完了,也不愿从嘴里拔出来。每天除了喂牲口,就是不停地运东西。

只要有任务,不管白天黑夜,拿起鞭杆就走。车停在车站或仓库,还帮着装卸车。发现口袋破了,他给缝好。见有洒在地上的粮食,用随车携带的扫帚扫起来,扬净后再装进口袋。雨天,他帮助检查苫布盖好了没有,有时发现鼠洞,使用石块、白灰堵起来。他平时少言寡语,也很少放大嗓门说话。一个多月的时间,只有两次说话着了急。一次,是领导表扬他以后,他说:“老老实实地干,是咱的本份。早点救出太原的穷苦百姓,豁出这条命也没说的。

我才干了点甚?有甚可夸的?”再一次,是他赶车进库,看到在库房值勤的一个青年民兵打盹,说了这个民兵几句。这个民兵不愿听,他就嚷了一顿:“你这个年青人,怎就那么困?仓库里这么多东西,离太原又这么近,说不定阎锡山派特务来捣鬼,受了损失,你能担得起?”人们从他的片言只语中知道,他的老伴早年得了产后风,死掉了。一个儿子被阎锡山拉,抓到临汾当了兵,在逃跑时被打死了。一个女儿被“铁军基干”轮奸后上吊自尽了。如今,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他常常夜晚睡不着觉,独自坐在炕上,面对太原城,瞪着愤怒的双眼。有一次,他拉着一位解放军干部的手,说:“你们快点拿下太原,抓住阎锡山,让我来挖他的心,替穷人报仇哇!……”

这一天,这位车把式照例比别人多拉了两趟。掌灯时分,在返回的路上,有四个鬼头鬼脑的家伙想搭乘他的车。他没好气地说:

“看不到车上拉着东西,能坐人吗?”

四个人没趣地走开了。他却提高了警惕,回头见那几个家伙正嘀咕什么。他侧耳想听,开始听不清,后来只听了一句:“快,……这会儿开饭,咱正好下手……”

他扬鞭吆喝牲口,加快了速度。不一阵,马车到了仓库门口。他对值班民兵悄声说:

“我在路上碰到几个不正经的人,听他们说话的意思是要搞什么名堂,可要小心。”

“他们在哪里?”

“在后边。我先去卸车,你千万注意。”车把式说完,匆匆赶车进了仓库。

他卸了车,没去吃饭,又来到门口。值勤的民兵对他说,没见有人来。他奇怪了,便顺着围墙,向粮垛那边走去。

突然,他发现一个黑影翻到围墙里来了。他赶紧猫着腰快步冲了过去。借着远处的灯光,他见就是刚才在路上遇到的那四个人中的一个。正要扑上去,又一个家伙从他身后闪出来,搂住了他的脖子。他猛地一甩,将那人摔了个嘴啃地。接着,对准头部就是一脚,把那个坏蛋踢昏了过去。他大声喊道:

“快,抓特务哇!”

没等他喊出第二声,又从墙上翻过来一个,手里拿着匕首,向他刺来。他一闪身,躲了过去。又喊了一声:

“有特务,快来人哪!”

正在这时,匕首刺进了他的胸部。他挣扎着,猛地向前一扑,死死掐住了那个家伙的脖子,又狠命向他脸上咬了一口。那家伙嚎叫了一声,二人一起倒了下去。

第一个跳墙进来的特务,正在粮垛边点燃烈性炸药。这时,民兵、民工闻声赶到了现场。包围抓捕了这几个坏蛋。另一个民兵扑上去切断了导火索,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当人们从血泊中把老车把式抬起的时候,他只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保护好粮食,……支……支援解放军……打太原……”

经过对特务的审讯,查明他们原是阎匪组织的“敌后工作队”的成员,是专门来袭扰我军后方,刺探我军情报的。

同志们以简朴而严肃的仪式,安葬了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老英雄。在他的墓前,放上了一束迎春花。人们默念着:

“无名英雄啊!你为了太原的早日解放,不辞辛苦地工作。你为了前线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你的事迹,将同解放太原的胜利一起永存!”

多少个象武成县民工孙生堂、寿阳县的母女俩和这位不知名的车把式一样的人民群众,他们不会说什么惊人的豪言壮语,也不会用激昂的语调表达动人的感情。他们用朴实有力的行动,为解放太原献出了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们做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

地下工作者提供城防图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太原攻坚作战中,我地下工作者凭借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本领,巧妙地获取了阎匪大量军事情报,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这里,说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

1948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太原城内府西街谦益信自行车行经理张全禧正在整理东西,准备收摊子。忽然,进来一位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此人头上蒙着一块白毛巾,腰间系着一条半旧的黑腰带,一进门就冲着张全禧说:

“经理,我有辆杂牌自行车,断了三根辐条,劳驾给修修吧?”

张全禧一听是规定的联络暗号,马上对答:“不客气,不客气。”

“那就谢谢了。”

“不用谢,不用谢!”

张全禧一步跨过去,紧紧拉住对方的手:“你是老李同志吧?”说着,便把那人拉进里屋,关上了门。

老李悄声对他说:“九○九负责同志派我来,给你交代一个任务:乔亚和刘鑫同志被叛徒出卖,牺牲了。城防图落到了敌人手里。咱部队很快就要攻城,要你尽快搞到一份更为详细的城防图。”

原来,为做好攻城的准备,准确地查明太原城内外的工事构筑和设防情况,我太行军区情报处所属小常村情报站的负责同志,指示埋伏在太原晋山中学校内的共产党员乔亚同志,设法绘制一份阎锡山的城防图。

乔亚同志接受任务后,秘密地展开了工作。他在1947年8月间,因领导本校的学生运动,曾被阎锡山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扣捕过。后来,我地下组织通过多种关系,将他营救出狱,但敌人仍在暗中对他严加监视。这些,乔亚同志早已发现,可他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任务,依然团结本校的进步青年学生刘鑫等人,利用被敌人抓去修筑工事的机会,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料。白天挖工事,夜间绘地图。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终于绘制成了一套城防简图。把阎锡山的主要城堡、战壕、炮兵部署等情况,一一绘录了下来。由于敌人对他监视很严,他便派了一个学生,打捞成小商模样,完成递送任务。不料,这个学生中途被捕,城防图落到了敌人手里。这个学生经不住威逼利诱,叛卖了乔亚和刘鑫同志。当夜,他们被捕,第三天就被杀害了。

小常村情报站九○九首长得知此情况,考虑再三,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老地下工作者张全禧同志。

张全禧送走了老李同志,回来反复琢磨着完成任务的办法。他想,要搞到敌人整个城防的部署和设防情况,如果单靠自己收集,恐怕一时难以完成。即使搞成,也不全面。最好能从敌人内部找一个了解城防情况的人。他想来想去,想起了去年春天结交的一个阎匪军官。

那天,张全禧正在给一位顾客整圈,一个阎匪军官推着自行车,来到车行门口,对张全禧说:“前胎跑气,请给补一下。”

张全禧把他让进里屋坐下,给他沏了一杯茶,让他稍等片刻。

不一会儿,张全禧便把修好的自行车交给了他。他要付钱,张全禧没有收。

过了十来天,那个阎匪军官又推着车子来到谦益信车铺。说车子骑着沉重,让给他擦洗一下。

张全禧让他放下,3天后来取。

张全禧给他擦洗了一遍,还把车子送到别的店铺,喷了漆。那个阎匪军官来取时,见车子大变了样,心里十分高兴。要付钱,张全禧又没有收。

连着几次接触,张全禧给那个阎匪军官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他拍着张全禧的肩膀,说张经理为人慷慨,讲义气。

以后,张全禧多方打听,了解到那个阎匪军官姓黄,是阎锡山的侍从参谋。他从小家境贫寒,民国初年时,曾在太原工艺实习工厂当过学徒。后来,投靠阎锡山的军队当了兵。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师的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因执行命令不坚决,被阎锡山撤过几次职。到现在,只落了个有职无权的闲散职务——侍从参谋。

张全禧还了解到,这个贫苦家庭出身、中途发迹起来的旧军官,还有一定的正义感。日寇投降时,他曾经对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个人的前途理想,抱有美好的希望。但是,当他随同阎锡山返回太原之后,所见所闻,与他想象的大不一样。日军司令登田,依然骑马佩刀,在太原市内耀武扬威。日本士兵,拒不交枪投降,还在烧杀抢掠,奸污妇女。伪省长、汉奸苏体仁公然出入于阎锡山的家门。汉奸杨诚、赵瑞竟然被提升为山西省防军司令。反动头目王靖国、梁化之、杨贞吉、赵承授等,则各立山头,明争暗斗,搜刮勒索,大发横财。这些无情的事实,使这位黄参谋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过去的美好愿望,根本无法实现。加上,近年来连续遭受阎锡山的排挤打击,经济上也有许多实际困难。他便从此消极抑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痛苦之时,他也曾想过自己的出路,或是利用现有的职权,捞点外快,弃戎经商,维持以后的生活。或是到外省去,投靠旧关系,脱离阎锡山的控制。

张全禧了解到这些情况,对黄参谋的接待更加热情。他从经济入手,常常投其所好。有时,从北京托人买些好一点的水笔、图章、打火机等日常用品,送给他。逢年过节,带上许多食品礼物,给他送去。有时还送他一些现金。遇上他心情不佳,张全禧还陪他到酒馆,谈天说地,借酒浇愁。天长日久,彼此越来越近乎。黄参谋全家,都对张全禧感谢不尽。

就这样,张全禧利用巧妙的活动方式,和这位侍从参谋彼此交往着,一直维持到现在,丝毫也没有暴露自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

张全禧分析了这位黄参谋的处境和各方面情况,决定利用他来完成绘制城防图的任务。

一天晚上,张全禧带着一个从北京买来的马蹄表,来到黄参谋家。黄参谋正伏在桌子上写东西。他见张全禧进来,连忙让坐,又去泡茶。

张全禧走近桌子一看,原来黄参谋正在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写信。这几天,黄参谋的情绪很坏,对阎锡山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周围都是阎锡山的亲信爪牙,加上梁化之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控制很严,彼此谁也不敢私下议论。一旦发现,不是杀头,就是坐牢。黄参谋早想向陈长捷发泄自己对阎锡山的愤怒,想写封信去,可又不敢公开投寄。最近他听说,他的一个下级军官,因双目失明,要坐飞机经天津,转南方某地疗养,便赶忙写封长信,托这个军官路过天津时,转递给陈长捷。

信的大概意思是,目前,阎锡山在山西的地盘日渐缩小,全省的军政单位和要员,都撤了回来,聚居在太原城周的狭小地区。城里城外,物价飞涨,一日数变。粮秣军饷,完全断绝,每天仅靠几架飞机空投接济,可大部分空投物资都落到了解放军的手中,城内所得无几。杯水车薪,实难长久支持下去。太原城里到处一片混乱,每天都在为吃饭闹纠纷。大部分士兵由于营养不良,变成了夜盲眼。投机钻营,贪污诈骗之风充斥各个军政机关。古人说:“失民者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如此发展下去,前途很难料想。因此之故,我想离开此地,前往“钧座”那里效力,万请“钧座”设法予以安置……

黄参谋端茶过来,见张全禧正在看他的信,吓得心里乱跳。他脸色很不自然。语无伦次地说:“近来心情不好,随便写封信,想些办法……”

张全禧心里暗自高兴。因为这一下,可抓住了黄参谋的把柄。但他还是对黄参谋的遭遇表示同情,说:

“你还是不要太急,忍耐忍耐也有好处。其实,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天津也不一定会比这里好多少。你敢断定天津就比太原好吗?我劝你还是看看情况再说。到非走不可的时候,自然会有路可走的。”

黄参谋听着劝告,不住点头,表示感激,但他还是捏着一把汗,生怕张全禧给他泄露出去。

张全禧坦白地对他说:“请你放心,我绝对不给你外传此事。”

黄参谋听了此话,才算放了心。但他并没有细细琢磨张全禧话中的真实意思。后来,还是把这封信继续写完,托人带走了。

张全禧抓住了黄参谋的把柄,以后的交往,也就不再仅仅局限在经济上。彼此的谈话内容,带上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

有一次,张全禧试探着问道:

“黄参谋,听人家说,城里不如乡下好。乡下又不如山里好。你去过山里吗?”

黄参谋问:“你说是那个山里?”

张全禧说:“比如,像辽县(今左权县)、昔阳那一带。”

黄参谋连连摆手说:“那些地方都是八路军的地盘。我怎么能去?没有去过。”

说完,稍微停了一下,他又感慨地说:“不过,叫我看,这年头,城市也真不如山沟里好。起码不受这么多的窝囊气。”

两个人聊到这里,张全禧进一步摸了他的底,又趁机给他描绘了一番山里的景致,便告辞走了。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张全禧又去和黄参谋闲聊。聊着聊着,话便转到正题上,他说:

“黄参谋,说实在的,我过去曾经去过太行山里,也多少认识几个解放军。现在我想,咱们要是能和解放军取得一些联系,万一将来城破呆不下去,我们也可另图打算。你说,我这想法怎地?”

黄参谋听完,没有马上表态。停了一会儿,他开始追问张全禧的身份和历史。

张全禧毕竟是个老地下工作者。他严守党的地下工作原则,一点也没有泄露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只是模棱两可地回答道:

“我的老家住在太谷小常村。5年前,才搬到太原,撑起了这个谦益信车铺。在老家时,有一次我掩护过八路军的两个地下工作人员。和他们也算是认识,有那么一点点联系。”

黄参谋问道:“现在还有联系吗?”

张全禧说:“在老家时,他们常来看我。现在来到省里,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少了。”

黄参谋哼哼哈哈地应着声,态度还是不明朗。张全禧分析,他之所以还犹疑不决,一是因为对我党我军的具体政策,还不十分了解。再者,是因为他总认为只有去投靠老上级陈长捷才是出路。因此,张全禧和他谈到这里,再没有往下说,便分手了。

1948年11月,天津解放,敌警备司令陈长捷被我军活捉了。

张全禧得知,心中暗暗高兴。他当天晚上,便带着这个消息去找黄参谋。一进门,见黄参谋独自呆呆坐在那里,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看来,他已经得知陈长捷被活捉的消息了。

张全禧见这是个好机会,便说:

“黄参谋,形势发展很快,有的根本估计不到。看来,投奔天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我们还是另图打算吧!”

黄参谋情绪很坏,答腔道:“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弄不好,太原城破,我也会走陈长捷的路。”

张全禧便给他分析了他与阎锡山的亲信爪牙的区别,肯定了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指出,只要愿意和人民站在一起,再不做有害于人民的事,人民是既往不咎的。解放军也是会衷心欢迎的。

张全禧如此这般一说,果然奏效。黄参谋沉思了片刻,忽然问:

“张经理,依你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能不能去投靠解放军?”

张全禧说:“让我说嘛,那有什么不能的?你要真心诚意,我可以帮忙。我们村就有解放军的地下工作员。我和他们联系联系。”

张全禧边说,边注意观察黄参谋的表情。见他并无反感,又接着试探着说:

“如果真的要走这条路,得赶快下个决心。再说,要走也不能就这样走。最好,在走之前能做一些工作。”

黄参谋听张全禧说的都在理,一个劲地点头。最后,他长吁了一口气,说:“原先,我是‘亲训师’的参谋长。那会儿,就是活捉他阎锡山,也能办得到。现在,兵权失手,不能接近他,又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张全禧听他说完,故意在地上踱来踱去,嘴里念叨说:

“既然要做点事,就要干点像样的事。什么事对解放军最为有用呢?……”

他想了片刻,止住脚步,为黄参谋出主意说:

“你看这样行不行?解放军很快就要攻城了,你可以利用你的参谋身份,到前沿各个阵地去视察,了解—些城防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为他们攻城提供点情报。解放军一定很欢迎。”

由于形势所迫,天津走不通,太原呆不住,要投奔解放军,也只有立功赎罪才稳妥。黄参谋答应了。两人又详细研究了一番,决定搞个阎锡山的城防图,及时为解放军提供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

这天,黄参谋把张全禧请到家中,取出一套军官服装,给张全禧穿上。给他明确了“参谋助手”的职称,两人便同坐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始到各个前沿阵地进行“视察”。

他们先城东,后城南,又汾西,一处一处仔细察看,一项一项都牢牢记在心里。他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前沿各阵地。他们白天去“视察”,晚上就把收集到的工事、炮兵位置、主要部署、火器配备,一一标绘在图上。

为了进一步搞到阎锡山的城防作战方案,他们又以“核实校正作战图”的名义,向各守备部队索取了各种有关作战的资料。哪个地方是主要防御方向,哪个地方是次要防御方向,哪个地方组织了几层火力,哪个地方为扼守的要点,哪个地方兵力较弱,哪个地方是结合部,哪个地方是炮兵的火制区等等,都明确地标在了他们自制的城防图上。

经过他们的合作和努力,11张城防图绘制成功了。

11张图,卷起来一大卷,叠起来一大摞,目标很大,难以隐藏。如何把它送出城去,成了一大难题。

黄参谋在积极想办法,张全禧更是急得每天睡不着觉。要是送不出去,或者被敌人查获,前功尽弃,人头落地,都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不能给我军提供情报,会给部队攻城造成极大的困难和伤亡。他记取了乔亚和刘鑫同志的教训,和黄参谋商定了送图的任务,一定要由他亲自来完成。

想来想去,他们终于在修自行车工人张宪明同志的协助下,想出了一条办法。他们把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拆开,从车梁的焊接处锯断,在每个管子里都塞进三张城防图。又将前后车轮的内胎也割开,各放进一张城防图。然后,又照原样把车梁焊接住,把内胎补好,打上气,一点痕迹也不露。就是敌人检查再细,也检查不出来了。

第二天,天刚刚发亮,张全禧就打点好行李,等着黄参谋。

8点多钟时,黄参谋开着吉普车来了。谦益信车铺的几位工人,把那辆自行车捆到吉普车后边。黄参谋将开好的几封信,交给张全禧。两个人一同坐进吉普车里,便朝大南门开去了。

黄参谋很顺利地把张全禧送出了大南门。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他们停下来。张全禧从车后将自行车解下,便向黄参谋告辞,推着车子向杨家堡走去。

近来,太原城内外防守更加严密,城内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出入。即便是军人,也需经太原市警备区批准。但在杨家堡一线的前沿阵地上,负责防守的亲训师第三团团长原是黄参谋的老部下。他见到张全禧递给他的信,得知是黄参谋的“卫士”要到太谷去安顿家眷,便毫不为难地笑脸放行了。

张全禧推着那辆自行车,顺利地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九○九”情报站。

城防图很快由一九三师,转到了太原前线总前委指挥部。它的及时到来,为太原总前委指挥部制定攻城作战方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