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一个步履蹒跚的古稀老人，西藏从远古的雪山丛中向十八军走来。
带着一种距离，一种陌生，一种隔膜。
关于西藏的资料少得可怜。
在成都，张国华见了书店就进，凡是有关的书都不放过，但此类书寥寥无几。只有清代的线装书《卫藏通志》，成书于乾隆年间；还有日本人黑泽一郎主编的《西藏通览》；民国时期独身赴藏为恢复中央政府与旧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联系立下大功的传奇女子刘曼卿所著的《康藏轺征》，洪涤尘写的《西藏史地大纲》等等。这些书已经发黄，且落满厚厚的灰尘。
从二野作战处赶来任第二参谋长的李觉，带来一张旧地图，成了十八军的宝贝。地图是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一个烂包里找出来的。这是赵尔丰留下的，画着他的几条进藏路线图，像蠕动着的黑毛毛虫一样，很简单。“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这句话就是从这张地图上来的，就是说，旧时从昌都到拉萨共有24个马站。一个马站基本上骑马要走一天。这张地图的比例为50万比1，非常简单、粗糙，连一条准确的道路都没有。标识出的山脉河流和居民村寨更极为少见，地名很不精确。
如何让这张地图上的山川大地丰满起来，有血有肉起来？
必须有一个鲜活的“灵魂”！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是个大手笔。但自下令西南进藏以来，他多次发电写信，就进军西藏的每一个细节作出具体指示。西藏特殊的地理、历史、政治条件使毛泽东格外慎审、缜密。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按照这一方针，政策的制定将是关系到整个解放西藏伟大进程成败的“灵魂”。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应运而生，并立即着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情况，对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进行调研。
1950年初，研究室在成都市东胜街的一座楼房里正式成立。主任为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研究室人员既有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如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刘立千等，又有十八军的“秀才”陈竞波、夏仲远、徐达文、赵卓如等人。一时间群贤毕至。李安宅曾在哈佛、剑桥等西方著名大学任教，精通英、法、印地等多种语言。回国后曾在甘南藏区实地考察三年，1944～1945年又在西康一带考察，对藏区的情况非常了解。其夫人于式玉是陈云的亲戚，也是著名的藏学家。他们和谢国安关系甚密。谢国安曾在西藏的寺庙中当过喇嘛，精通藏文。
十八军对这些老前辈十分尊重。每月除了吃住，还给每个专家发30个大洋的工资。每次开会，都要用当时最高级的吉普车接送他们。对于他们的建议，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和十八军的首长们也非常重视。
士为知己者死。为了把西藏的详细情况整理出来，专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傅师仲先生耳后生疮，疼得连觉也睡不好，但仍坚持工作；已是66岁高龄的李安宅先生，正在参加成都市各界代表大会，白天开一天会就很累了，但晚上回来仍工作到深夜，编译资料，甚至还亲自动手写石版原纸。傅湘先生和刘立千先生负责编译课本，字斟句酌，日夜推敲。
李安宅和于式玉为了说明宗教在藏族中的影响，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解放军和平解放西康以前，这里为国民党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占据，刘文辉与刘湘争夺川省大权，兵败进入西康，军力元气大伤，已经受不住多少打击，西康地区民风强悍，地方势力拥有重兵。已弱不禁风的刘文辉要想在西康立住脚可谓困难重重。高参们出谋划策，刘文辉在康定驻扎以后，先在自己家楼上设佛堂，供奉佛像，请藏传佛教喇嘛念经，并身穿袈裟，手缠佛珠，去寺院中朝香拜佛，广施供养。他还下令部队不得干扰寺院的宗教秩序，不得侵犯寺院利益。没过多久，他得到一个“信佛将军”的外号，获得了西康民族宗教上层的好感，站稳了脚根，在四川重新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
谢国安也常常给大家讲课，他说，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等级森严。领主头人既是压迫者，又是农奴的代言人。老百姓见了他们要低头弯腰，把舌头伸出来，不停地说“啦索啦索”。即是统治者内部也分三六九等。小官见了百姓趾高气扬，说话声很大。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后面来了个更大的官，小官的声音一下子低下来，赶快作低头吐舌状。
种种信息，启迪着西南局和十八军的思路。在专家的努力下，西藏的轮廓渐渐清晰。第一，因独特的高原形态，造成西藏的封闭落后，与世隔绝；第二，西藏是一个藏族聚居区；第三，西藏宗教势力强大，几乎是全民信教；第四，其社会形态仍然为封建农奴制；第五，这里以前从来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人民没有经过民主革命洗礼。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们用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了一系列有关进军西藏的参考文章，如《西藏各界层对我们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藏人的风俗和禁忌》以及《清朝对西藏用兵的研究》等等。
接着，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写出了《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进军守则》等，约束到了进藏人员的每一个具体行为，连吃饭、住宿、打柴、拉屎、撒尿都有规定。《进军守则》共四个方面，34条，包括“关于部队管理方面”，“关于组织纪律方面”，“关于风俗习惯方面”，“关于政策方面”，规定“在新区如必须解决某些供给困难时，要有组织地按当地物价采购，连以下单位和零星人员不得乱买，不得强购”，“在康藏地区一律以银元和藏币为主要通货，严禁使用人民币”。“在康藏地区只准按照工委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不得宣传阶级斗争”。“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及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未经同意不得住寺庙不住经堂”。“战时严禁借住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意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雕、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
牵涉到有关习俗，守则规定：“藏人送礼可收其一：哈达或其他轻礼物，并应回敬哈达，及其他适当的礼物。”“藏人礼节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们可以点头答礼，不得以好奇而嘲笑。”
这些规定在藏族老百姓心目中塑造了“新汉人”，“菩萨兵”的新形象。后来，这些年事已高的专家们，坚决随部队进藏。他们把家属孩子安置好，剩下的东西用背袋一装背在身上，哈哈大笑着说，真的是风雪千里西藏去，万贯家财一袋装。
大山隆起，江河流淌。在邓小平的脑海中，西藏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他深知，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是先调查研究，准确地摸清情况，然后再下结论，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处理西藏问题达到了完满的境地，真正作到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度结合，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西藏具体实践高度结合，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这个“西藏实际”是从哪里来的？
它既有毛泽东本人的调查研究，也有西南局和十八军的正确建议。
邓小平把十八军搜集到的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写了一份内容详尽的调查报告，呈报给毛泽东。
这个调查报告共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西藏的地理、社会、军事等诸多情况，并详述了从西康、青海、云南、新疆进军的道路情况。在介绍西藏概况时，调查报告说，藏民族分布的地区，传统上分为五部分：1阿里：西藏西北角一部分，以噶大克为中心。2藏：即普通所称之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3卫：即普通称之前藏，以拉萨为中心。4康：即西康省金沙江以西地区。5安多：包括青海西南部，四川松、潘、理、孜等。
据统计，藏区人口除西藏外其余分布在西康金沙江以西一带，云南西北丽江一带，四川松、潘、理、孜一带：青海西南玉树一带等地！实可称之地广人稀，生活资料不足，限制人口增长，以及喇嘛人数众多对人口繁殖均有直接影响。西藏人口分布以东南、雅鲁藏布江流域为农牧区，农产品仅能自给，余皆游牧区，粮食极缺。
在谈了西藏地形、入藏路线、西藏军备情况后，调查报告谈了西藏旧社会情况。藏族民众都信仰佛教，因为西藏为“政教合一”的僧俗贵族联合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所以喇嘛享有很高的声誉。每个寺院都有封地和庄园，成为一个个寺院经济集团，仅拉萨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就占有庄园321个，有土地147万余克，牧场26个，牲畜11万头，农牧奴4万余人。寺院占有庄园分为两类，一类是寺院的公产，其租税收入为寺院的经费；一类是活佛和上层喇嘛的私产，有的大活佛的私人庄园和大贵宾不相上下。西藏属于寺院的大小活佛约有500名左右，拥有经济实权的上层僧侣约有4000余人。
西藏封建农奴制由两个基本的对抗性阶级组成：一是农奴主阶级，占西藏人口5％左右，由官家、贵族、寺院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组成。二是农奴阶级，由差巴、堆穷、朗生、游民等几个阶层构成。
“藏族人视鸟和鱼为神，故都不食鱼不捕鸟”。调查报告的第一部分还对此作了特别提示。
在调查报告的第二部分，邓小平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治理西藏的战略方针。
他首先表明了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和达赖班禅的态度。解放军解放西藏的目的，是团结西藏人民，提高西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使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统治的压迫、剥削下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对西藏现行的政教合一制度，当然要予以逐步的改革，作到政教分离，走向真正的民主自治。但由于西藏落后和藏族人民对于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所以这种改革是必须根据西藏人民觉悟后的程度，有步骤有计划地在相当时期才能达到的事情。因此，我们的态度是：1暂以保留原有的政权机构为原则。2反对并清洗亲英的、坚决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及出卖西藏人民利益的少数反动分子，团结与群众有联系的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以此来改造旧政权中的领导成分，但一定要先取得藏族人民的同意和拥护。3扩大原有的政教联席会议(即僧俗民众大会)的基础，争取平民代表参加，使之逐渐转变为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而在会议的领导上也逐渐走上民主。4建议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以实现中央人民政府对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及该地区解放军与旧西藏地方政府的联系。
关于对达赖的态度：1解放军进藏如达赖逃亡，根据西藏的习惯不应以班禅代理达赖，以免引起大的纠纷及西藏人民的反响，应照西藏的习惯以摄政代表达赖领导噶厦执行政权，对达赖仍应设法争取，以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2.如摄政参与达赖逃亡，要依照西藏习惯召集政教联席会议，重新推选摄政。3噶厦(等于政务院)为西藏最高行政机构，如四大噶伦(约等于政务院的委员)全部或一部分随达赖逃亡时，可以新命噶伦补充即定人数(原四人)以执行政务。
关于对班禅的态度。班禅在西藏是与达赖并列的两位宗教上的领袖，但班禅不问政事，在宗教上的地位稍逊达赖。
邓小平还谈了对西藏贵族、官员、喇嘛、农牧民各应采取的态度，对西藏人民社会的福利政策，改革康藏乌拉差役制度的意见等。
北京始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在和平解放西藏进程中，和平是一条主线索，非常突出。即使被迫进行战争，也是以打促和。
1949年9月2l～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首次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力和义务，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做了明确规定。由中共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政策，被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解放军在华东，中南和西北战场上捷报频传。面对西藏的特殊状况，共产党将采取何种对策呢？
这在邓小平等人的谈话中早有流露。
1950年1月中旬，邓小平在给十八军部署进藏任务时就提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兵力。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刘伯承当时也提出：“要先由民族团结入手，然后才能谈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如体会不深，乱下手，必出大乱子。”
这些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50年2月，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
西南局和西北局对如何同达赖集团进行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四条和六条意见。5月17日，中央在肯定了西南局提出的四条意见后，进一步指示，要按照以下原则拟定同旧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条款：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一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遵照上述原则，5月27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亲自动手修订的进行和谈的10项条款以西南局的名义报请中央批准后，于6月2日下发给各路进藏部队，此即人们称之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它把党中央的指示具体化了，为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奠定了坚定基础。
“十大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既往不咎；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这十条政策也通过电波、传单、劝和团传达给西藏的执政者。
如箭在弦上，直指西天。
在大部队出发前，十八军派出一个先遣支队，准备直抵金沙江畔，像雷达一样，将藏方情况反馈回军部。在进藏途中，十八军曾先后组织过4个先遣支队，这是第一个。军里任命陈子植为先遣支队司令，十八军敌工部部长陈竞波为政委，并抽调军侦察营和工兵营作为先遣支队的骨干力量。
2月3日，陈竞波率队从东山出发，到新津与陈子植会合，然后直奔雅安。
此刻，国民党残匪如蚁群般出现了。
他们都是一身川西农民打扮：身穿长袍马褂，头上裹着白毛巾，背上背着竹筐，气焰十分嚣张。
到邛崃的一个村庄，先遣支队被包围了。
部队突围后来到62军驻守的邛崃城。这里气氛也十分紧张，商店没有一家开门，老百姓睡觉不敢睡床上，只能铺点干草睡床底下。城墙外边，埋着地雷和炸药。
国民党残匪十分顽固。毕竟，四川是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随着祖国大陆的解放，残匪全被压缩到川西一带，他们很有作战经验，并带有小口径炮等装备，且经过正规训练。其聚集后，少则上百，多达数万，成为十八军的心腹大患。
先遣支队在62军一个团护送下，来到雅安，土匪整天用炮火袭击雅安城，赴甘孜的道路也被土匪控制了。
先遣支队将上述情况电告十八军军部，张国华立即上报二野和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于2月21日下令，命十八军全力剿灭川西土匪，确保入藏顺利进行。鉴于川西匪情严重，2月26日，西南局向中央请示，要求将进藏日程推迟至明春。
毛泽东3月20日复电要求：不应动摇今年入藏之计划，并指示，十八军前进后，应派适当部队保障后方交通，筹运粮食物资。
此前，毛泽东曾提出“进军西藏，一要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二要不吃地方。”毛泽东记得，红军长征时三个方面军从四川、西康穿过，看到老百姓生活很苦，西藏老百姓的生活更苦，供不起几万大军的粮食。
远在北京的朱德，就进军西藏的部队补给问题，致电贺龙，提出10条具体意见：
第一，用现洋作伙食费，每日大洋5角，每月15元；第二，购买本地牛羊肉为主食品，购酥油及青稞麦为副食品，均以现金计算；第三，在青海购运粮，随军前进，粮完可吃牛肉，红军北上时有些经验；第四，在阿坝上中下俄洛可购牛及羊随军前进，亦可运粮；第五，肉食不惯，可用野菜伴肉煮汤，再用茶，吃少量青稞，1月内可习惯；第六，发动群众夏耕种粮种茶；第七，飞机、公路不断运送，可壮士气；第八，组织有入藏经验及愿入藏商队与西藏商人结合进入所爱和所需的去换肉食粮食，转来可运回藏地货物出川，以便内外交流。
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提出了做好后勤保障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贺龙签发了《西南军区关于支援入藏工作向军委和西南局的报告》，表示“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并根据康藏地形、气候、交通、经济及敌情与解放军人马装备具体条件定出计划，实施补给。贺龙向西南军区副司令李达反复交代，要给进藏部队最好的装备，最好的骡马。他们需要什么只要能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爱马著称的贺龙，把自己的几匹心爱的战马全部送给了进藏部队。
1950年2月初，西南军区组成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支援进军的各项工作，突击抢修公路，加强运输力量。司令部司令员为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政委是第三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
支援司令部成立后，一面组织接收从全国各地征集和调拨给入藏部队的大批武器、装备、被服用具、银元、食品，一面组织向进藏和施工部队运输，还组织就地采购供应不足的部分物资。
物资太丰富了，以至于每个战士身上都像背着一座“小山”。
当时出现了许多专用名词，比如“七皮”(也有人说是六皮或八皮)。考虑到西藏酷寒，进藏部队每人就发有皮帽、皮衣、皮裤、皮大衣、皮手套、皮鞋、皮腰带等。仅一件皮大衣就有20斤重。
代食粉和蛋黄蜡也是进藏战士铭记一生的两种食物，这是专为进藏部队特制的。有人后来说，饿了吃一口蛋黄蜡比仙丹还灵。蛋黄蜡是一种罐头，用蛋黄制成，每盒10根，每根有手指般粗，长约20多厘米。每个战士要背10盒蛋黄蜡。代食粉以黄豆、小麦、花生米、奶油等为原料炒制而成，类似北方的炒面，也装在铁桶里，大桶重20斤，小桶重10斤。其他食品还有饼干、肉类、净水片等。每个人身上除了水壶，还有油壶，里面装着1斤多清油。
至于其他，行军有防雪盲的闭光眼镜，宿营有帐篷、雨衣和防潮雨布，做饭烧水有固体燃料，还发给部队70万片维生素C片。再加上武器、望远镜等，每人负重达到七八十斤，扛重机枪的达一百多斤。
这真能垒起一座小山了。
这是一座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山。
为了不给藏族群众增加负担，进藏战士要背着如此沉重的东西，徒步走几千公里，而且是行进在一般人不负重也要心跳气短、腿脚酸软的地带。
如果可能，他们真愿把这些统统抛掉，躺在地上美美地睡觉，但想不到，这些行囊不但没甩掉，反而成为他们背负一生的财富。这是他们的骄傲。许多十八军老人提到这一段满脸都泛着红光。背负的东西越重，生命的分量也越重。在信息高速公路越来越宽之时，运载的何物能重于当年的行装？
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要求部队走到哪里，物资就运到哪里。
西南军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修雅安至甘孜段的公路。西南军区抽调了6个工兵团，十八军3个团和4个营及军直有关单位18万人，克服高山缺氧，施工条件极其差的困难，奋战4个半月，战胜了大渡河，打通了海拔3600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于1950年8月26日通车甘孜。
在运输补给中，西南军区抽调汽车850多辆，骡马3300多匹，组成4个汽车团，4个辎重团，在川藏线上接力运输。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人民空军王洪智机组经过数十次试飞，于1950年5月7日突破了“高原空中禁区”，在甘孜、邓柯等地实施空投。到1950年底，汽车部队共运送物资35万吨，空军空投物资900余吨。
也就在年底，西南军区确定：除谭善和同志率6个工兵团另有主要任务外，支援司令部其余部队与十八军后方部队合并，成立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部。33岁的十八军参谋长陈明义成为后司的司令员兼政委。
在强化后勤保障的同时，十八军的大部队全力投入了剿匪斗争。
1950年3月7日，刘伯承转发中央军委指示，必须按原计划进军西藏，并全力以赴剿匪，尽快消灭成都至雅安之间的匪帮，尽量提前进藏。
残存的匪特，准备在川西“变天”。这是国民党逃离西南前设置下的一条毒计。这股匪患系土匪、特务与地方恶霸三位一体的结合，具有浓厚的政治性，所以剿匪斗争进行得十分艰苦。
十八军对剿匪作出具体部署：令53师由夹江、眉山、洪雅出动，进剿名山、雅安、天全、芦山地区之匪；54师从邛崃地区出动，负责剿灭新津、大邑及邛崃地区之匪；52师除154团外，一个团驻夹江，一个团驻剿洪雅、丹棱之匪，并负责维护夹(江)眉(山)交通线。
十八军各参战部队自3月初至5月底，经过大举进剿和反复扫荡，基本上将土匪的猖獗活动镇压下去。到10月底，在川西歼匪9801人，缴获各种炮29门；各种枪12807支，马44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分。
通往康藏的大门被豁然劈开，蒋介石留在大陆的这条“毒蛇”被彻底斩断。进军西藏的社会环境得以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