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蒋委员长也明白:日本人当初发动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要扫除中国领土上能够直达日本本土的B-29机场。这一下前边的还未扫除掉,后门的家伙又支起来了。

对日本人来说,一号作战是增强了陆军,削弱了海军。而陆军的胜利还没有得到任何实惠,海军这边的实力大减,已经支持不住了。而日本本土即将遭到大规模的轰炸所引起的恐慌心理,已远远超过了轰炸的本身的灾难。这是日本人的一大天性,只能他轰炸别人、偷袭别人,而不能想象这种报复施加在自己头上。日本人近代在极力掩盖他们学习了中国文化,事事只说他们取法于欧美。的确,就学习而言,日本人不是优秀的学生,对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日本人只取其皮毛,中国伦理的重要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人可以说不但不学,而切反其道而行之。

本土不存,何论国外战场。日本人的一号作战本来是要联系和保存日本本土和海外战场的联系,而美军的箭头却直指日本本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号作战开始显现出重大的战略纰漏和浅薄见识。它似乎是为一种心理需求而殉葬的行为;一种美妙想象的光彩掩盖了战略思考上的大欠缺,集中地体现了小聪明之后的大愚蠢。这一常识性的偏差首先是在日本民族情感因素和性格因素的诱导下做出的。

日本人寻求进攻,寻求胜利的心理发展到偏执。这个光环付出的代价就是日本海军大失血,本来尚可勉强支撑的太平洋战场出现了雪崩似的败绩。换句话说日本人把需要防御美国人进攻的力量,全花在进攻中国人的防御上面,这一反常的思维的确逃过了许多军事专家的眼光。然而在盛赞美军胜利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对中国战场遭受到的强大压力多一些客观的分析。起码应当正式它内里的胜利因素。大国的声音为之所趋,当事者们的认识就这样被历史固定下来,而历史真实的一面被深深掩埋起来。也许过了很多年以后,在一堆泛黄的卷宗中会崭露一角,也许影响了历史的某个关键环节会永远为人轻视,不被人们所认可。我们有时就以为熟读了历史而恰恰忽视了对真实的判断。在具体的认识上,岂不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日本人一号作战的虚妄使国民党上层人士先是漠视、不相信,继而是惊恐。但衡阳守军顶住了一号作战狂潮,便又松懈下来,认为日本人的预定战略必定会大大修改,会去守其本土。陈纳德将军空军反复炸断平汉线,打通的大陆交通线仍然常常陷于瘫痪。这又将使日本人清醒过来,只打通它却缺乏控制整个战区的能力,缺乏制空防空能力,交通线仍然是有名无实的废物。这一切又使中国决策层对眼前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有了缓解的感觉与理由。对最紧迫的问题没有相应的紧急措施去解决,衡阳守军的危局搁置着,原策划中的长沙会战显然被日军初期的强势所打破;移至衡阳举行会战的计划下达却没有迅速付诸行动,作战计划的指导缺乏周密有力的调整。

第九战区各部队仍处在各自为战的零乱抵抗的状况中。虽然对日军的进攻起到一定阻滞消耗作用,但却未能凝聚起一定的战略效应。第58军、第72军在醴陵、萍乡一带,第20军、第26军、第44军则在衡阳东北方的安仁、莲花、攸县一带与日军周旋。这些部队在战斗中逐步消耗,得不到补充与休整,没有供他们恢复战力的基地,他们已经不是完整的军团和有明确战斗目的的部队,而是依旧按军事法则、按军人的天职而被动地进行着战斗。第73军、第79军、第100军并入第六战区之第24集团军,在衡阳西北面战斗,同样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集结中的预备阵地,没有补给和整训的基地,没有进行大会战的周密部署和得力调遣,各军的战力和士气在连日的疲战中衰减下来。统帅部也没有从其他战区紧急调兵、投入新的军团参加会战,进行会战所需要的部队能力积蓄,粮弹储备,士气培养,地势控制。这些必要的条件的具体聚集,看不到多少增长。

第10军的浴血奋战就是在等待着各军集聚衡阳城下,打破日军奇功奏凯的那一天。支撑困守孤城的将士们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他们的战斗可以换来辉煌的胜利;第10军部队的士气和决心就来自这最有希望有前途有价值的战斗。守城战斗已进行近20天,援军却时远时近,希望似有若无,军委会对第10军的坚守命令是两周。目前,军委会和第九战区也没有明确的战略策划告诉第10军。那么,第10军战斗的目的是什么,前途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正成为第10军上至军长、下到士兵最关切最焦灼的问题。

第一次总攻击过去了,衡阳成为救星般的城市,广受瞩目,人们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这座陷入孤立的围城之中。一号作战进攻的阴云似乎被吹散了。的确,只要衡阳能坚守下来,第10军成为屹立不动的铁塔,那股狂风就会减弱下来。

第10军将士们也被一时间蜂拥而来的赞誉和歌颂所拥戴、所迷醉。当然,远在衡阳的第10军只能凭着和弹药一起空投下来的《中央日报》知道这些。第10军是现实的,日军在增兵,眼前的阵地一寸都马虎不得,该修的修,该补的补,荣誉功勋是和流血联系在一起的;颂歌表扬也是与牺牲纠结于一块的。围城外的善良的人们希望衡阳永远这样钉在那里,屹立不动,铁塔一般矗立在那里。衡阳成为中美关系、国内国际形势的一个焦点,成为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一个象征,成为一个民族精神、国家实力的标志。

这一次,蒋介石有着异乎寻常的清醒,在愁闷孤独中他的感觉敏锐,在中枢机关纪念周上,正值刚刚打退日寇的第一次总攻,中宣部长梁寒操说:“这个胜利给了日本人一个教训,日本人不敢再进攻了。”何应钦给人们分析整个国际形势后,说:“从全盘战略上看,吾人实不忧敌人打通我平汉、粤汉两线之蠢动!”

蒋委员长则说:“我们与日本人战斗了7年,难道还不懂得日本人?日本人还会打下去,衡阳的防卫一定要坚持到底,外围的部队一定要跟上!日本人的进攻不会停止。不信,可以看事态的发展。不管怎么样,诸位都要注意,你们是党国的栋梁,在国家的危机时刻必须要服从——我要说的就是:半年内应作最艰苦奋斗之准备!”

委座预感到最险恶最艰难的时刻正在迫近。一号作战之外,还有中美关系、国共关系、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他和他的国民政府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艰难和考验。那就是日本人一边在失败,一边要制造胜利的幻象,这个美丽的梦日本人一定要做到底的。

在第二天会上,王梵生拿出了有关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说:“日本政局不稳,内部失和,国内各方面情况恶化,东条内阁可能将在10日内倒台。”

这也是对一号作战有决定性影响的情报。“没有了东条的支持,还会有一号作战吗?”人们议论纷纷。

蒋介石打断人们的议论,强调指出:“即使日本政局有改变,军事进攻也可能被修改。但我仍然认为不是修改减弱,而是修改加强,是加强进攻。原因很简单,除了这件事之外,日本人将无事可做。因此,他们会把这件事做到底的!

我们的委座虽然说对了,但却没有对下一步作战如何应对,做出切实有力的安排。人本人对衡阳的进攻仅停顿了一周。一方面是在休整,琢磨新的打法;一方面是在等待新的补充与重火器的到来。

7月11日,日军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