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徐卫东、沈芳华历经艰辛,整整用了三天的时间,终于回到了天怒山上的大本营。这已经算不错了,因为我们身上都负了伤,行动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返程的速度自然不能和出发时相提并论。

尚未进入大本营的时候,我们三个便把在泥沼沉箱中找到的东西全都藏了起来,并且决定向“122”隐瞒曲凡和九百老爹的真相,只说他们都牺牲在了龙缸的神殿里。至于那个手持狙击枪的神秘人,我们自然也是绝口不提。

好在宋主任那帮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我们带回来的那根翡翠权杖上,对曲凡和九百老爹的生死也没有十分在意,只是简单问了问,故作姿态地欷歔了一下而已,我们几个很容易就过关了。那天晚上,我终于踏踏实实地在帐篷里睡了一个囫囵觉。

转天早晨,“122”的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安排车辆回程,他告诉我们宋主任已经连夜赶回了北京,临走之前给我们放了六个礼拜的假,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笔特殊津贴。待假期过后,他们会再去派人接我们的。

吃过了早饭,所有人便开始整理枪械和各种器材,忙碌个不停,为开拔撤离作准备。徐卫东趁此机会偷偷溜了出去,把我们藏在外边的东西都带了回来。他把那两盒胶卷悄悄塞给了我,随后又以换药为借口把沈芳华叫了过来,将那本影印的鬼书古籍藏在了她的急救箱里。

“沈家小姐,想吃冰就下雹子。咱俩前几天还商量着要找理由回家一趟,没想到一回来就给咱放假了。”徐卫东悄声对沈芳华道,“你是‘柳七爷’门下,家学也深厚,这本古籍你带回西安去,找家里的前辈或者你们认识的高人给看一看,最好能弄清楚里面的内容。胶卷我给了唐通讯。至于那几张照片我就自己带走了,我回老家用它访访,看看能打听出点儿什么眉目来。”

“好,就这么办。”沈芳华点头道。

很快,整个大本营就收拾停当了,全体人员随即起程下山。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回到了先前曾经住过一晚的那个荒村的村口。有几辆车已经等在那里。

我们三个人最后被送到了贵阳火车站。在“122”人员的安排下,我和沈芳华各自登上了开往天津和西安的列车。徐卫东本来是被安排回部队的,不过他坚持返乡探亲,一番连哄带骗之后,他最终也登上了开往河南方向的专列。

临行前,我们三人聚在月台上,带着各自的使命依依话别,互道珍重。随后大家便各自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火车上我想起了曲凡,那个高傲而又果敢的小子。我不相信他会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在龙缸神殿里,我相信他还活着。但我无法确定,我们是否还有再见面的那一天。

几天几夜之后,火车终于抵达了天津。我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家里。父母见我突然回来,都是又惊又喜。母亲立刻下厨去做我喜欢吃的菜,父亲则向我询问近来工作的情况。

我自然不能对他们吐露实情。一来“122”对我们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二来我也不想让爹娘时刻为我担心。而且,我遭遇的这些事儿都不能见光,越少人知道越好,当然就更不能把双亲扯到这潭浑水里来。所以我在火车上就想好了,说自己是被借调到国家的一个科考队里作随行记者,身上的伤也都是在探险考察中不小心造成的。

父母疼惜地看着我,一再叮嘱我以后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点了点头,让他们二老放心。

什么地方也没有家里舒服,这是大实话。那天晚上是我这段时间以来睡得最沉最香的一晚,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转天的中午了。起床后,我发现饭菜已经摆在了桌子上,旁边还留了一张字条。我拿起来一看,原来是母亲写的,告诉我父亲上班去了,她则去探望外婆,让我自己好好在家休息,晚上会回来给我们做饭。

这时我想起了那两盒胶卷。趁着父母都不在家,我决定下午去趟原来的单位,把它们冲洗出来。打定了主意之后,我随即三两口匆匆吃完了饭,从背包里翻出了胶卷揣在兜里,便骑上自行车直奔单位。

没想到事情并不顺利。一到单位里我才发现,几乎所有的暗房里都挤满了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好几卷胶片。向同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些都是反映抗震救灾题材的照片,由于目前正处在特殊的宣传时期,所以拍摄量很大,单位里现有的几个暗房全是火暴异常,都得登记排号了。

我这两盒胶卷当然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冲洗,见此只好暂且作罢。和几个老同事寒暄了几句之后,我无奈地返回了家中。

此后我每隔三两天就跑一趟单位,可每次暗房里都有人,甚至连星期天都有人加班。同事跟我说这种情况大概得维持一个多月,我听完就傻眼了。这可怎么办?

那个时候没有私人照相馆,所有可以冲洗照片的地方都是国营的,你想自己去里面的暗房洗照片根本就没门儿。后来我甚至想过在家里做暗房,自己动手配置显影液和定影液,可是没有单位的介绍信和证明,这些化学制剂也买不来。本来冲洗照片对我这样的记者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没想到这次还真成了一个大难题。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心急如焚,几乎每天都往单位跑。最后弄得连领导都直夸我,说我心里对老单位充满了深厚的革命感情。

就在假期还剩两个礼拜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家里正手足无措之时,屋外突然传来了“咣咣”的砸门声,我吓了一跳,就听见有人在外面喊道:“唐增家吗?有唐增的电报!”

我的电报?我在外地没有亲朋,难不成是沈芳华或者徐卫东给我发的?可我没告诉过他们我家的地址啊。我满腹狐疑地打开了门,果然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投递员。他抬眼看了看我,说:“你是唐增?快,签字,你的电报。”我接过他递来的笔,在收领单上签了名。那个投递员随即把一份电报递给了我,然后头也不回地骑车走了。

我立刻关上了门,回到屋里展开了电报,上面的电文只有一句话:你们想知道的都在胶卷里。

就这十一个字,没有落款,没有署名。不过报头上发报地址一栏倒是标注了两个字:拉萨。

从西藏发来的?!我一下子目瞪口呆。这是谁发给我的,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我手里的胶卷?如果说是曲凡活着跑到了藏区,给我发的这份电报,那他又是如何获悉了我的住址呢?难道是那“第二股势力”?……

想到这里我的心头一紧,看起来无论如何,那两盒胶卷是不能再拖下去了。我随即决定铤而走险,在这个星期天晚上,也就是公休日的半夜偷偷溜进了单位的暗房,秘密地把它们洗出来。

长话短说。到了那天晚上,我借口出去和朋友聚会,带上了从前的钥匙直奔原先的单位,然后在附近一直忍到了半夜两点才开始行动。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这个时候整个楼里应该是空无一人了。我翻墙而入,像小偷一样小心地避过了门卫和守夜的大爷,终于潜入了以前再熟悉不过的暗房之中。

我立刻锁好了房门,打开了暗房里的安全灯(就是那种暗红色的灯,其光线不会使胶卷曝光失效——逍遥于津注),把那两盒胶卷从裤兜里掏出来放在了桌子上,随后开始调配显影和定影的试剂,并给它们加热到合适的温度。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我戴上橡胶手套拧开一个胶卷盒。然而,这里面装的竟然不是胶卷,而是一颗生有奇异纹路的椭圆形珠子,此外还有一小截儿骨头一样的东西,上面还扎着好几个圆孔,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我此时也没工夫仔细研究,顺手又把它们装了回去,赶紧又拿起了另一盒胶卷。还好,这个里面的确是一卷胶片,我用镊子小心地把它取了出来,随即把它放进了显影罐里。摇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倒出了显影液,往罐里注入定影液继续晃动。这一套是我的专业,操作起来驾轻就熟。

终于,时候差不多了。也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此时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紧张。我微微颤抖着把定影液倒了出来,把罐子放到清水下冲洗,除去胶片上残留的试剂,然后取出了已经成像的底片。按照正常的程序,现在的底片还需要进行干燥和涂抹润湿剂,但我已经等不及了,立即对着灯光展开了胶片。

就在那一刻我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底片上所拍摄的那些画面简直让人无法想象。

透过暗房的安全灯,我看到了胶卷上拍摄的影像。

开头十几张展现的都是自然风光,取景的中心内容是一座座巍峨起伏的山峰,它们形态各异,上面还覆盖着积雪,看上去像是一套雪山题材的系列组照。中间几张则是一些藏传佛教的典型建筑,大部分是寺庙,其中还有一张广角的全景照,拍的正是举世闻名的拉萨布达拉宫。

然而在这之后,胶片上的画面就开始变得有些模糊,通透度和层次感与之前相比一下子降低了很多。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这是由于拍摄环境太过昏暗,以至于出现了曝光不足的情况,从而影响了最终的成像质量。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底片冲洗成相片,事到如今我也不再犹豫,立刻从暗房的架子上取下一沓相纸,马不停蹄地开始扩印起来。经过一番紧张的忙碌之后,十几张还算清晰的相片终于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照片上是人,各式各样全身赤裸的人。

他们似乎是被冻在了一座巨大而晶莹的冰墙之中,从上到下分布成了四排,摆放得相当齐整,就像博物馆里的一面文物展示墙一样,而且这些人的排列布局似乎还遵循着某种特殊的规律。

最上面的一排从左到右,依次是一位孩童、一位少年、一位青年、一位中年人、一位老年人和一具人骨骷髅;第二排全部都是各种恐怖的畸形人,侏儒、驼背、两个脑袋的连体人……第三排则都是些年岁极大的老人,他们全身的皮肤都已经苍老得失去了弹性,松松垮垮地垂缀在瘦弱的躯干之上,身上还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和大块大块的黑色老年斑,每一个都衰弱得无以复加;而最下面的一排就更加诡异了,因为这一行展示的“人”竟然都是些尚未出世的胎儿……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儿,只觉得头皮一阵阵地发麻,拿着照片的手都禁不住颤抖了起来。这种残忍而又诡异的景象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力。这拍摄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人修建了这道匪夷所思的人体展示墙?这卷胶片出现在龙缸的美军沉箱里,难道说那个天坑和这“人墙”之间还有什么联系不成?一时间我的脑子里充满了疑问。

这面人体冰墙也是这卷胶片最后记录的影像,十多张照片全是以不同角度来展现它的细节的,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更多的信息了。很显然,对于那个拍照的人来说,这“人墙”的重要性非同小可。

我抬头看了一眼暗房墙上的挂钟,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半了。时间不早了,现在还不是考虑复杂问题的时候,既然已经把照片洗出来了,还是快点儿从单位“撤退”为好,否则一旦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至于那些疑惑还是回头再琢磨吧。

事不宜迟,我立刻把那两盒胶卷收好揣进了裤兜,又把洗出来的照片迅速地剪裁整理了一下,找了一个塑料袋装好,仔细地藏在了贴身的衬衣里。接着我又把暗房仔细地收拾了一遍,以免留下太过明显的痕迹。在做完这一切之后,我关上了暗房的安全灯,小心翼翼地离开了单位。

回到家之后,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一片纷乱。那封电报上说“你们想知道的都在胶卷里”,难道指的就是照片上的人体冰墙?如果真是如此,那曲凡的父亲,还有徐、沈他们两家的前辈就都和这道诡异的“人墙”有关系了。而且,它和紫玉蝉棺里的那把权杖“钥匙”是不是也存在着某些关联呢?“122”的那些人又知不知道这件事呢?

疑惑太多了,我实在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毕竟眼下的线索还是少得可怜,就连那发电报的人我都尚不清楚。看起来只有等和徐卫东、沈芳华他们碰过头之后,整个事件的脉络才有可能清晰起来。

转眼间又过了一周,我回到家已经六个星期了,宋主任给我们放的长假也到了时限。果然,一天傍晚,我刚从海河游泳回来,就见门外的街边停着一辆军用吉普车,而母亲就站在院门口。她一看见我立刻迎了上来,急道:“小增,怎么才回来?你同事来找你了,都等你好长时间了。快进去吧,你爸正陪人家说话呢。”

“哦,知道了,我这就过去。您甭着急。”我对母亲点头道。其实我这两天早已做好了“上班”的心理准备,一直在等着“122”的人上门。

我进屋一看,来的那位倒也算熟人,就是上次领我们上天怒山的那位司机。

父亲见我回来了,忙道:“唐增,你小子到哪儿疯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也不留个话儿,让你的同事等了这么半天。”接着又对那司机客气道:“您看,这小子就是爱到处跑到处疯,我们老两口也管不了,让您见笑了。回头您可得让单位的领导多教育教育他。”

那位司机倒也很会说话,接口道:“瞧您说的,年轻人都是有活力的嘛,我们领导就喜欢像唐增这样有激情有干劲儿的年轻人,要不也不会把他选调到我们单位去了。唐增他工作得那么出色,这说明您老教育培养得好啊。”

“什么时候走?”我懒得和他废话,直接问道。

“有紧急任务。咱们这就得动身了。”

“啊,现在就走?!不能等明天了?”母亲一听我立刻就要离家,很是不舍。

我见状赶忙安慰她说:“妈,工作需要,没办法。儿子又不是不回来,您放心吧。”说完便转头对那司机道:“我这就去换衣服。”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换上了一身新衣服,把那封电报、两盒胶卷还有洗好的照片都小心地藏在了特制的贴身暗兜里,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行囊背在了肩上。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我出屋向父母道别,再次踏上了前路未知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