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我终于接到了盖瑞打来的电话，但我不觉得自己接了他的电话以后心情变好了。他没有告诉我他去了哪——我没有问，他也没有主动说——这让我有一点点不愉快。当我告诉他我对盗窃案发生时间的分析以及我对“同谋”的推测时，他说，那孩子可能是为了躲避警察，所以才改变作案时间，或者，就是一次随机的作案——他可能刚巧经过你家，看到了你和艾玛出门。
我还在仔细思考，他开口说：“那些人一般都是单独作案的。”一般？我问他：“一般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知道有几起绑架案确实是两人一起合伙的——一个负责寻找目标，一个负责动手——但他认为，通过分析，我的案子应该就是一人所为。”他还说，“他不是说了，他建那座小屋很不容易，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做过任何事，让你觉得他有个同伙啊，对不对？”
“可能是吧。但他有一张我以前的照片，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什么照片？你以前没有说过。”
然后，他就开始问我那些我已经问过自己的问题。那变态可能是从哪里拿到的照片？为什么他偏偏要选那一张照片？最后他说，有些事情目前还解释不清楚。他说：“如果这照片是放在你办公室的，那么，就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拿到了。”他最后一个问题是，“还有人知道你把这张照片拿回来了吗？”我说没有，他要我继续保守这个秘密。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在和他谈完电话以后心情反而变得更糟了。我很烦，我把气撒在卢克身上。反正我也不知道最近我们怎么了。我原以为，我们之间的见面和开诚布公的谈话能让我们更亲密，但最近却总是感觉很难继续，上一次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要睡觉了，便挂断了电话。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困。
我似乎总是对卢克在那天迟到的事耿耿于怀。在我被人绑架的时候，他是不是正在给顾客赔笑脸？他发现我不在家的时候，为什么不马上开车去我推销房子的地方找我？为什么他感觉到出事以后没有立刻给警察打电话？他完全可以先报警，再给我妈妈打电话。我的这些想法都很偏执，我知道，如果是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老是想，他每耽搁一秒钟就减少了找到我的一丝希望。
在我们交往期间，我一直认为他是个闲散的人。现在，我开始想，也许他就是个很被动的人。他会抱怨餐厅里的某个服务员或厨师，但他绝对不会做任何事情去改变。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很耐心、充满爱心，而且诚实。他人真的很好。在我被绑架之前，有时也会想，我想要的是不是不只是个好人，但我被关在山上小屋的时候，我所想起的却全是他的好。现在，他还是那么耐心、那么充满爱心、那么诚实——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男人。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在警察局晕倒之后，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妈妈和盖瑞，他们站在我的病床边。我没有看到韦恩。我也没有注意到坐在病床边椅子上的戴安，直到听到她对我说：“你醒了啊。”
戴安对我笑着，我还记得她搂着我时的情形，脸上有点儿发热。然后，妈妈才意识到我已经醒了，她扑到我身上，差点把我胳臂上输着液的针头撞掉，她哭着说：“我的宝贝哟，我可怜的安妮小熊。”
我不知道他们给我输液输的是什么，反正我觉得很难受，很恶心，我说“我想吐”，然后就号啕大哭起来。一个医生来拉我的胳臂，但我把他推开。然后，又有更多的人来按住我，我拼命反抗，突然，我感觉到胳臂上一阵刺痛。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继父正坐在我床边，手里还攥着他的牛仔帽。我一睁开眼，他就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去叫罗琳……她去打电话了。”
“让她打完。”我轻声说。我的喉咙因为尖叫已经哑了，而注射的各种药物更是让我口干舌燥，“能不能帮我拿点水？”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最好还是找个护士来。”说完他就出去了，那些药的药力又上来了，还没等他们回来，我又睡着了。
医院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医生和护士对你身体的各个部位又是摸又是戳，而这些地方是你平常绝对不会让陌生人去碰的。我住在医院的第一天，就至少发作了两次惊恐症。他们给了我一些镇定的药，晚上又给我一些药，我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喝醉了酒，之后，又继续给了我一些缓解恶心的药。这家医院很小，所以，来给我送药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护士，她总是用温柔的声音叫我亲爱的。每一次，我都觉得很别扭，很想让她别那么叫了，但我说不出口，只好她一来就把头转到一边。她在离开病房之前，她都会用她温暖的手摸摸我的胳膊，捏捏我的手指。
我住院的第二天，情绪平稳了一些，盖瑞告诉我，警察正在分析我在审讯时说的话，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起诉我。
“起诉我？为什么？”
“毕竟你杀了人，安妮。无论当时是怎样的状况，我们都有一些程序必须要走。”
“你会逮捕我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起诉你，但我有责任告诉你现在的状况。”一开始，我很害怕，我责怪自己当初怎么没有找个律师，但当我看着盖瑞涨红的脸颊时，我意识到，他其实更加尴尬。
“嗯，如果警察决定起诉我，那大家都会觉得警察是一群愚蠢的混蛋吧。”
盖瑞笑着说：“你说得太对了。”
他又开始问我关于那变态的问题，当我抬起手去挠脖子的痒时，我发现，脖子上的项链没有了。
盖瑞说：“你进来的时候医生把它取下来了。你出院的时候会还给你的，现在和你的个人物品放在一起。”
“项链不是我的。是他给我的。他说，那是他给另外一个女孩子买的。”
“什么另外的女孩？你为什么之前没有说过？”
他这突如其来的责问让我有点儿伤心，我说：“我已经习惯戴着它了，我忘了。如果不是你们没完没了地问那么多问题，可能我不会忘记告诉你们。再说，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我之前实在有点儿忙。”我举起手，把手臂上还在输液的针头给他看。
他平静下来，说：“对不起，你说得对，安妮。我们问了你很多尖锐的问题，但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这很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我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关于那变态的一切——包括他的母亲、他的父亲，还有那个直升机女飞行员。盖瑞经常会打断我的讲述，提出一些问题，有时候他全身都绷得紧紧的，他会朝我靠过来，但他会小心地保持平静的语气，他会让我按照自己的节奏讲完整个故事。当我讲起那变态对我的强奸、对我的各种惩罚时，他会一边做记录，一边攥紧手中的笔，却能时刻保持冷静的表情。有一半时间，我简直不敢看他，只好盯着墙壁，数墙上的裂缝，我列举着那变态对我的各种虐待，就像在列举一份来自地狱的清单。
妈妈坚持要在盖瑞询问我的时候待在我旁边，她会时不时让继父去买杯咖啡。每次韦恩出去的时候，他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我简直见所未见。如果盖瑞在问我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犹豫了哪怕是一秒钟，妈妈就会马上跳起来，说我看上去很累了，或是说我脸色苍白，建议我们赶紧叫医生来，我觉得，她才是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尤其是当我说起那变态强奸我的情形时。她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断帮我把被子掖紧。我说的那些事情越是可怕，她就把被子掖得越紧，好像是想把所有糟糕的经历都捂在里面。我不喜欢这样的关心，但我知道，她听到我的这些经历，一定感觉很无助，管它呢，如果这能让她好过一点儿，那就随她吧……再说，我也没有力气反抗她。
我住院的第三天，盖瑞告诉我，小屋特殊的设计让警察们相信了我的话，而且他还肯定，他们应该不会对我提起任何诉讼。戴安最近都没有来，盖瑞说她已经回到克莱顿瀑布区，去处理调查其他的案件了。
盖瑞让我把同样的事情讲述一遍又一遍时，我努力保持着自己的耐心，因为我知道，他们还没有确认那变态的身份。在他手上，没有采集到指纹。他们提取了他的DNA，但盖瑞说，光有DNA没用，必须还有要比照的样本，而他们在系统里没有找到任何相关可以比照的记录。那变态的尸体在炎热的铁皮工棚里放了几天，脸上已经很难看了，他们只好画了一张素描画，输入电脑系统，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当我问起有没有通过他的牙印查医疗记录时，盖瑞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甚至是那辆面包车也没有起到作用。车是偷来的，车牌是从另一辆车上偷来的，偷车的地点是当地一家商场的停车场，停车场里没有监控摄像头。
“你觉得我们能找出他是谁吗？”有一天，我问，“能找出他曾经伤害过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吗？”
“你所记得的一切都能帮到我们。”
我坐起来，直直地盯着他的脸：“不要跟我说这些警察的官腔，我想知道你怎么想。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老实说，我不知道，安妮，但是，我会尽我一切所能，帮你找到答案。你应该知道答案。”他的眼中流露出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坚定与热情，“我们谈话的时候，如果你妈妈能够离开，我的工作会容易得多。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我也觉得很难在她面前谈这些。”
妈妈回来了，身上一股香烟的味道，盖瑞对她说：“罗琳，我觉得最好还是由我来单独问安妮。”
她握着我的手：“安妮需要家人陪着。”
“妈妈，你已经很难过了，”我握紧她的手，“我没事的。”
她来来回回地看着盖瑞和我。
“如果你想这样就这样吧，安妮小熊，我会和韦恩坐在外面，你有事就叫我们。”
接下来的几天，不是盖瑞在问我各种问题，就是医生在我身上到处乱戳，除此之外，我的记忆一片模糊。因为我脱水，再加上别的症状，不能离开医院，我已经很烦了。而我在警察局的突然晕倒和我对医院的抗拒态度让医生们担心，怕我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他们希望让我留院观察。经过几晚的噩梦和盖瑞的问题所触发的又一次惊恐症后，他们开始给我加大了用药的剂量。我时而兴奋，时而迷糊，越来越难分辨梦境与现实。我听到婴儿的哭声，就以为是他们找到了我的女儿。有时，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旁边站着的医生，我会惊恐万分地以为他是那变态，一把把他推开。我最后一点点的自我控制能力在药物的作用下消失不见，我又重新生活在了无限的恐惧之中。
在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妈妈的过度保护和医生滥用药物的情况下，卢克和我尴尬地见面了。克里斯蒂娜当时正在地中海的一艘游轮上，得以逃过这一劫。瓦尔小姨也来过了，送来一束巨大的鲜花，但妈妈只让她待了十五分钟，说了几句话，就对她说我需要休息了。实际上，我发现瓦尔小姨比平常善解人意多了，她甚至还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她帮我带，不过，她肯定是说了什么惹妈妈生气的话，因为我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直到后来回到家，才又看到她。
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妈妈和韦恩回了克莱顿瀑布区——宾馆的费用太高了。他们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让妈妈、警察和医生决定什么对我是最好的。现在，我要自己做决定。
第二天早上，护士准备给我喂药的时候，我阻止了她。护士叫来医生，医生表示，要么我把药吃下去，要么我同意去看心理医生。在那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但到了这个时候，只要能从医院出去，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这家医院真的很小，他们没有精神科，也没有心理医生，所以，他们找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心理医生，像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虽然他的问题都很荒谬，但我还是让自己认真地回答，还时不时挤出几滴眼泪，让他不至于认为我表现得太好。实际上，我宁愿从烧滚的热炭上面走过去，也不会告诉这家伙我的真实感受。
医生不让我看报纸，我已经无聊得快要疯了。盖瑞来找我问话的时候，开始给我带一些时尚杂志，大概是怕我把火气撒到他身上吧。
“你想让我把杂志上高档西服的图片给你剪下来不？”他第一次把一本时尚杂志递给我的时候，我说。
他笑了，把几块巧克力扔到病床上：“给你，吃了巧克力嘴巴就应该没空说这么多废话了。”
他开始帮我带加了热巧克力的咖啡。有一次，他还带了几本字谜书。只要他带了礼物，我也就不介意回答他的各种问题了。实际上，他的到来已经成了我一天最开心的时刻。他的声音是那么低缓、那么温柔。有时候，我干脆闭上眼睛，只听他的声音。有些问题，我让他重复了好几遍，他从来都不生气——他觉得很好玩，绝对不会生气。
我让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和官衔到底是什么，他告诉我，他手下有一个警官、两个下士，还有几个巡警。那么，他真的算是个头儿了——不是整个警察局的头，是重案组的头，这让我感觉很安慰。但是，如果我问他关于调查的具体情况，他就开始守口如瓶，只说等他们有了“具体消息”后自然会告诉我。
有一次，他走进病房的时候，我正在和心理医生谈话，他转身准备离开，我让他留下来。心理医生对我说：“你觉得，你是不是对那个绑架你的男人有一些愤怒的情绪呢？”盖瑞站在医生后面朝我瞪大眼睛，我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
在和心理医生谈话、忍受医院难吃的病号餐和在病房里不停地来回踱步两周以后，心理医生终于给我做出了最终评价，说他找不到任何我不能回家的理由，但住院医生还需要检查心理医生正式的报告结果，才肯放我。在医院里，我所享受到的自由并不比我在山上的时候多。
显然，那心理医生认为，我的行为和我所受到的创伤是“一致”的，警察已经决定不对我提出任何诉讼。我猜，小人物毕竟也不会事事倒霉，但医生还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盖瑞对我说，警方非常关注我的案件，他们希望能够了解关于那变态的一切，这不仅仅能帮助他们破解一些陈年积案，也能够帮助以后的调查。有时候，我们在说山上的事情时，会停下来休息，他会告诉我各种时事新闻，要不就玩一会儿字谜游戏。这在心理医生对我做出评价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你一定要把我弄出去，”一天早上，盖瑞拿着两杯咖啡进来的时候我对他说，“心理医生说我可以回家了，但这里的医生还不肯放人，我要疯了。他们对待我就像对犯人一样。我是一个受害者啊，他们真是太混蛋了。”
他把咖啡放在我床边的桌子上，坚定地点了点头，就走出了门。半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站在我床脚。
“你只要再多待一个晚上就好了。明天早上就能出院。”
我坐起来：“你没开枪把医生杀了吧？”
“那倒不用，我只是督促了他们一下。”
我的直觉告诉我，绝不止是如此，但我还没开口问他细节，他就从床边的桌子上把那本字谜书拿起来，坐在椅子上，开口说：“哎呀，看来你也不是那么聪明啊，这一个你都没做完啊？”
“嘿，明明是你走进来打断了我，我开始做得好好的。”
他坐在椅子上，把长长的两条腿伸出来，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一个不动声色的微笑，我意识到，他已经成功转换了话题。
妈妈在医院的时候告诉我，我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我听到它没有被卖掉，实在是太高兴了，直到盖瑞说我已经可以出院之前，我都没有想过，我出院了应该住在哪儿。我想过要不要问克里斯蒂娜，但也许她在游轮上还没回来。接着，妈妈打来了电话，说他们会来接我。我知道，如果我告诉她我不想去和她住，那一定会闹出大乱子来，我想，我只好先暂时忍受一下了。
我出院的那天早上，盖瑞警告我们，医院外面可能会有记者，他建议我们从后门出去，但韦恩和妈妈从前门进来的时候说并没有看到记者。我们刚一走出大门，一大群记者就围了上来。妈妈走在我前面，恳请记者们“给我们一点儿时间”。他们根本就没听见她的声音，我们在拥挤的人堆中艰难前行着。
好不容易挤出医院，上了车，我们在诺菲德港市外的一个加油站停下来，韦恩给车加油，妈妈进去付钱。我躲在车后座上。当妈妈再坐上车的时候，她把一份报纸扔到座位上，摇着头说：“这些人真是大嘴巴。”
失踪房产经纪人已出院！在这头版的大标题下，还有一张我以前的证件照。韦恩把车从加油站开出时，我还在惊讶地看着报纸。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我今天将会从医院出院。克莱顿瀑布区重案组探员警长金基德还说，他们并没有对我进行调查，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他们会尽一切努力，找出那个已经死了的绑架者的身份……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警察我的孩子叫什么名字，但有人告诉记者，我曾经有过小孩，那篇报道还采访了一个专家，专家分析了孩子的死对我可能产生的影响之类。我把报纸扔到地上，踩了几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