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时候,我从出租车上一张皱皱巴巴的国际报纸中瞥到,南非德班城的新任官员楠吉罗已经死了。经班德市多方调查取证,楠吉罗先生是在该市洗浴中心蒸桑拿时,由于气温过高,突发心脏病死亡。

南非部分市民和网友认为,楠吉罗是酒后纵欲而亡,甚至怀疑它杀。但南非警方否定了它杀可能,呼吁广大南非市民相信科学,相信警方破案的水平。水泥森林特有着自身的生存法则。假如楠吉罗不把这种对待水泥森林小动物的手法,自认为屡试不爽地套用在费舍尔-伯尼身上,也就是猎头族九命悬鸦身上,他或许就不会突发心脏病。悬鸦在弄死楠吉罗之后,才把桑拿房温度计调试到超出警戒线。

由此可见,悬鸦在水泥森林狩猎目标,很是讲究章法,不用枪,也不用刀,才会让班德城警察们充满自信。晚上登机时,安检人员详细查看了我们的护照。扎密尔运作来的这六张护照,就相当于我们在澳大利亚本国以外的合法身份证。只有池春的婴儿,如我料想的那样,遇到了一些麻烦。池春告诉安检人员,孩子的父亲是日本国籍,她可以提供婴儿在东京的出生编号。安检长是一名穿肥胖制服的白人老太太,瞪着褐色眼珠打量了池春几下,便不再较真儿。

因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安检长也没让池春登记婴儿出生编号。直到我们这趟航班安全起飞,将灯火如星稀般闪耀的马达加斯加彻底抛在大地上,我们几个人才坐在机舱内重重吐了一口气。“追马先生,这感觉真棒,比海魔号上的直升机可飞得高多了。”坐在我前排的杜莫,忍不住兴奋扭过脸,露着一口白牙灿笑着说。我瞪了杜莫一眼,责怪他乱讲话,而且不懂得礼貌。

这可不是在海盗船上,大声说话不仅遭人嫌弃,更可能引来危险注意。杜莫灰溜溜地扭过脸,不再说话,只是攥着朵骨瓦的手,没完没了捏不够。伊凉和芦雅两个小丫头,生平第一次坐飞机,俩人都眨着晶亮的小眼珠不说话,看看外面的星星,从没有过的接近,不免有些忐忑。池春很自然地坐在飞机上,她轻轻哄着孩子,一头秀美的长发靠在我肩头。

没过一会儿,那位一脸横肉的白人老太太,又朝我们走了过来。池春一点也不在意白人老太太的靠近,她依旧哄着怀里的孩子,被小婴儿的可爱逗得舒心。“这位东京女士,喝杯热咖啡吧,你的孩子和你一样漂亮。”池春很礼貌地接过咖啡,并同白人老太太款款而谈。“我的小女儿也在东京,是位留学生,她刚交了一位日本男朋友,很可能将来就定居日本了。我还有三年就退休了,以后你需要买这趟往返航班的机票,可以直接找我,不用花钱,座位号随便挑。”这位白人老太,主动找池春聊上两句,可能是出于对远在异国的女儿的慰藉,也可能是想和池春交上朋友,日后对身在东京的女儿有照应。

但这位白人老太,俨然不是美国老太,不是德国老太,她只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民航客机领班。面对白人老太的热情,池春没有说话,她娇美的嘴角儿只泛起一丝笑。我坐在身边,眼角余光注意到了池春这种表情变化。从我和池春落难在一起,直到现在,坐上这趟国际航班的飞机,池春脸上是第一次出现这种让人骨头缝难受的笑。白人老太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差距。

从东亚往返马达加斯加的机票能花多少钱?人家池春根本就不在乎这点钱,更不会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利,背负上一种不自然的人情。相反,如果真让池春拿白人老太送的这种机票坐飞机,池春屁股底下会不舒服。她坐着一张不用掏钱、甚至可以任意选择座位号的机票,不仅不会产生被人羡慕自己的迷醉感,反而会觉得自己破坏了一种美好,自己偷偷躲在其他乘客的座位后面,是一种很下流的感觉,一种耻辱。

所以,池春嘴角儿泛起的笑,白人老太永远不会懂,或许她的女儿以后会懂。这趟航班飞往中国上海,中途会在新加坡中转。当我们从飞机窗口望到一座靓丽洁净的城市国家,杜莫又兴奋地伸长脖子,指着地表大赞。“这,这,这就是被称之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随口吐唾沫都要罚金600美元?禁止在检查卫生前一天清扫垃圾?哇啊!真是厉害,我以后也把非洲村落变成这样.杜莫的吃惊劲儿,吸引了伊凉和芦雅,她俩闪动着晶亮的眼珠,也跟着往下张望,想看看是什么新鲜事,会让一把年纪的杜莫先生还激动得像个小孩。

池春也被杜莫的孩子气逗笑,她掩着迷人的性感朱唇,调侃杜莫说:“海盗先生,你真以为城市的美丽是靠重金惩罚出来的吗?新加波之所以会被誉为‘花园城市’,是因为在这国家任何人吐痰,都要被罚款,甚至挨鞭子。”杜莫更是吃惊,眼珠像灯泡似的盯着池春。“什么?任何人?新加坡元首上街溜达时吐痰也要罚款吗?”池春微微一笑,粉红色的眼皮撩起,像看远古生物似的看着杜莫。“当然。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它们的人文环境不干净,城市环境就干净不了。”杜莫抬起胖手,拍拍自己黑亮的脑门,又坐回了原位。

当飞机平稳降落在新加坡机场,我趴在芦雅耳朵上悄悄说了几句,这小丫头立即捂着肚子喊疼。池春叫来那位穿制服的白人老太,说我们需要转签航班,随行的小姑娘急性阑尾炎,需要在新加坡当地医院手术。

白人老太很是积极,快速而迅捷地为我们办理了转证手续。晚上的时候,我让杜莫去买了船票,同样是夜里出发。临行前,我找了一家银行,准备将扎密尔给我那张银行卡划一下,看看自己去乌博庄园卖命这趟值多少钱。当初在福卡普,扎密尔刚给了我信用卡,我当时根本没时间看这些;离开福卡普市之后,我便不敢随意划卡。因为卡是扎密尔给我的,凭借划卡记录,我的位置会轻易暴露。而且,就算当时划了卡,也不敢提现,这笔钱不会是小数,提出来又没有户名存入,比携带武器出境还危险。现在到了新加坡,我可以划卡看一下数目,就算扎密尔知道我此刻在新加波,等猎头族心怀不轨赶到这里,我已经消失又到了别处。

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我无法运作到一张假身份证,然后拿到银行建立户名,存入一笔来由不能公开的巨款。我毅然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在新家坡,就连官员也办不到这件事,我一个异域逃亡者,又何来投机。倘若我听从扎密尔的安排,直接坐他安排的航班去澳大利亚,虽说国籍和身份证样样都有,都合法。但我其实是危险的,是被人捆绑了自由丢在纸币上。我瞧不起这种纸币,任何大过我自由的东西,除了爱和正义,我都冷眼相待。

在乌博庄园,绿脸男子曾说过,一旦猎头族内讧的丑闻难以掩盖,我这只替罪羊,随时都会被猎头族干掉。所以,凡是跟猎头族再有瓜葛的地方,就算给我一座宝石山,我都不会去。可是,当我把扎密尔支付给我的这张国际银行卡插进金融机器,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差点将我击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