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惊讶?

那是因为在雪山上,有一架被雪覆盖了一半的坦克。尽管隔得很远,但望远镜里的景象很清晰,我能分辨出那是苏联的T-43中型坦克。坦克深埋在雪山的山腰上,昨夜吹了一夜的大风,坦克又露出雪面来。

T-34是苏联于1940年代到1950年代生产的中型坦克,被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好的坦克。可再好的坦克,也不可能开到喜马拉雅山上,苏联人没这么傻。我们看见苏联坦克,一个个过了很久才回过神,然后七嘴八舌地议论坦克为什么出现在雪山上。

胡亮先问库恩,那架坦克大概什么时候出现在对面的雪山腰上。因为按时间来计算,库恩是1934年在喜马拉雅山上坠机,而T-34坦克于1940年6月出厂,同年开始装备苏军,1941年6月22日才在白俄罗斯格罗德诺首次参战。由此可见,苏联坦克比库恩来得晚,库恩如果运气够好的话,应该看见坦克是怎么来的。

可惜的是,库恩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他也是一个月前才发现的。看到苏联坦克后,我很想马上飞过去,一窥究竟,可凡事需要按部就班,眼下头等大事是杨宁的生死问题。库恩对坦克完全不感兴趣,自从坦克出现后,他都没有想过去看一看,一直都在冰塔林和冷杉森林里走动。

“从这雪坡下去吧,赶紧的!”

张一城看我们都在发呆,于是不耐烦地催了一句。雪谷外是一个倾斜的雪坡,异常陡峭,唯一比较平缓的地方也有60度。雪坡有百米多长,我们小心翼翼地先把背包丢下去,然后才一屁股坐下去,四肢慢慢地把身体往下挪。雪坡下面有一排棱角尖利的冰塔林,我们心惊胆战,就怕一不心滚下去,脑袋会被冰锥刺穿。

库恩轻车熟路,头一个滑到雪坡下,还帮我们捡包袱。我滑到底下后,回头看了雪谷一眼,有一种不想再回去的感觉,可杨宁和韩小强还在里面,这让人感到很矛盾。胡亮和张一城捡起背包,叫我别回头看了,趁天气尚好,快一些找到有用的药物回营地。我点了点头,背起包就跟着库恩往冰塔林里走,准备去碰碰运气。

冰塔林里的雪地不算太厚,我们走的速度明显比雪谷里快。在雪谷里,一脚踩下去,很多地方的雪都埋到臀部了。张一城一看雪地容易行走了,就抢先走在前头,东张西望地找草药。我对草药不太熟悉,总觉得雪山上不可能有草药,除非走到更远处的冷杉森林里。话说回来,现在连苏联坦克都有了,有草药并不稀奇。胡亮在我旁边,对我说别太灰心,按理说冷杉森林不可能出现在这一带,既然森林都有了,草药也能有。

走在冰塔里,我们总觉得像到了仙境,若非急着寻药,真想停下来欣赏这副难得一见的奇景。库恩来回张望,总以为能再看到戈沃罗夫,却每一次都没如愿。我长叹一声,想要去安慰库恩,正愁怎么讲德语,却见库恩激动地跑到前面了。我心说,不会那么巧吧,难道戈沃罗夫真的没死?

胡亮和张一城急忙跟去,我也追在后头,想要弄清楚库恩如此激动的原因。当我们都停下来时,发现银色的雪地上有数道拖拽的红色血痕。现在雪已经停了一会儿,可见血痕是不久前染上去的,否则早被白雪覆盖了。顺着鲜红色的痕迹,我们绕了几个弯子,以为会看到戈沃罗夫,或者失踪在天空里的格雷。

怎想,绕了好几个圈后,我们看到的不是格雷,也不是戈沃罗夫,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已经死了很久的人。

“怎么会是他?”我一头雾水。

张一城挤到前面,踢了踢靠在冰塔下的那个人,问:“这个日本鬼子不是塞在油桶里的那个吗?他怎么跑到冰塔林里了?”

我和胡亮相视一眼,同样很纳闷,任大家再厉害,都没猜到日本鬼子的尸体会在此处。记得,我们驾驶的C-47运输机坠落在喜马拉雅山时,除了美国人格雷以外,大家都跳伞了。跳伞逃生后,我们在C-47运输机的残骸里,没找到格雷的尸体,却发现有一个油桶里塞了一个日本鬼子的尸体。再往后,空气团冲过雪山,油桶滚到雪谷里,那时候鬼子的尸体不见了,取而代之是杨宁那丫头。

“我还以为鬼子活过来,跑掉了,没想到他还在雪山上。”我啧啧道。

鬼子的尸体上到处都是血,全都像刀伤,没有野兽的齿印。就算有其他路通到冰塔林,野兽们拖尸体时,尸体肯定要流出血液,可现在从血迹上看,应该是到了冰塔林才被划出伤口。日本鬼子早就死了,这点千真万确,不可能出错。如果从天上坠机不死,那被我们放在雪谷里晾了一夜,怎么都该冻死了。

胡亮想了想,不可思议地问:“鬼子在油桶里已经死了,他怎么能走到这边?难道我们那时候都搞错了?”

“这不可能!”我马上把刚才想的说出来,大家都觉得有道理。

张一城鄙夷地盯着鬼子的尸体,对我们说:“我从没看见野兽不把食物吞掉,反把尸体拖那么远,一定是它们嫌鬼子不好吃,所以在雪山上拖着玩。”

我看着鬼子就想起杨宁,毕竟那时候鬼子不见了,换成杨宁在油桶里。可杨宁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当时已经昏迷了。从这点上看,也不太可能是杨宁所为,在雪谷里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没有时间把鬼子的尸体丢到这么远的地方。

张一城对鬼子咬牙切齿,直嚷嚷便宜了鬼子,要不可有得鬼子受的。我们本不想理会鬼子的尸体,打算继续找雪山草药,可胡亮却蹲了下来,揭开了鬼子的军服。那套军服几乎被红色染遍了,我们都没有去摸它的打算。胡亮动手时,发现军服早就被人解开了,因此他很容易将其掀开了。

“我操,这是怎么搞的?”张一城看见军服下的情况时,不禁作呕。

我在一旁捂着嘴,心想鬼子的肚子居然被人剖开了,里面的内脏都去哪了?胡亮撩起军服,看了好久,一点也不觉得恶心。从鬼子肚子的切口看,应该是用刀之类的东西剖开的,不可能是动物嘶咬造成。张一城学我捂嘴,在一边问会不会是鬼子同伙饿得不行了,所以吃了自己的同类?我不置可否,可又觉得鬼子再变态,也不可能吃同类吧。

库恩看我们神情古怪,便用德语问胡亮,我们跟鬼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库恩掉到雪山时,是在1934年,当时二战还没有爆发,日本没有正式侵华,更不知道于1937年12月发生的南京大屠杀。胡亮耐心地把鬼子侵略亚洲各国的事情翻译后,库恩立刻表示那种行为很可耻,不配当人类,狠狠地批判了一番。我和张一城面面相觑,若告诉库恩,德国和日本一样,屠杀了犹太人,他会有什么反应?当然,我们都没忍心把事实说出来,就让库恩保持心里的纯洁吧。

胡亮看了好一会儿,没找到什么线索,这才站起来。鬼子的尸体惨不忍睹,我慢慢地产生了怜悯的情绪,并想杀死他的凶手会是谁?当然,这说法不对,因为飞机掉下来的时候,鬼子就已经死了,要怪就怪日本人逼得我们闯驼峰航线。我站在鬼子的尸体前,心说人都已经死了,谁那么狠得下心,把尸体拖到这里泄愤。

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起初我们都憎恨日本人,可经历了几天的恐怖折磨,竟或多或少觉得惨死的鬼子太可怜了。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那感觉如何生根发芽,拔也拔不掉。大概在大自然面前,生命没有区别,而鬼子参军有一些也并非自愿而来。

那时候,我们商量了好一下,就连张一城都心软了。最后,大家决定简单地把鬼子埋起来,以免野兽来吃尸体,连个全尸都不剩。当库恩和张一城挖出了一个不深不浅的雪坑时,我和胡亮就去搬动鬼子的尸体,可这一搬就都惊讶地松开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