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的色关、金钱关,就是人生最大的两道关卡,尤其是对一个权力场上的人来说。钱财固然是一“关”,权其实也是一“关”。

  中国是一个十分崇拜权力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人人都想当王的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

  许多人认为,能在中国当上领导,就等于拥有了一切。你看,为什么考公务员的人是如此之多,不都是为了一个铁饭碗,不都是想当领导吗?!过去,在中国人的眼里,当领导与发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叫“升官发财”。这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只有发财的人才更有可能当领导是正好相反的。

  由于我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我具有了传统军人的个性,具有刚直不阿的性格。我从部队回到长沙后,按政策可以安排个一官半职,但我却一无所有,做了一个(正团的)一般干部。我能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件事就心满意足了,于是,在地方上我更加没有当领导的瘾了。

  我这人是从不求人的,更不要说送钱买官了。我一直处于无钱阶级,我的钱都是用来吃饭养家的。我决不会干那些不正当的事。何况,我这种性格的人,直接上级一般来说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也没那个必要搞关系了。

  我当点小领导,可以说是捡来的。几次都是如此。

  我在部队任正团职干部多年,但转业到长沙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我是一筹莫展。一起转业的别的军人,都在8月份前后落实了单位,我一直到12月份,才分配到在市检察院担任一名未经人大任命的检察员。当时因为没有通过任何熟人关系进入这个单位,有人问我在部队是当营长还是当连长,我回答别人,我啥职没任过。因为我想过去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无论成功或失败,幸福和痛苦,荣誉与耻辱,特别是地位职权都不能把它当做包袱背在身上,让自己累得趴下。其实轻轻松松做一名普通的干部,面对现实,勤奋学习,执著敬业,也别有风味。

  在单位,因为我群众关系好,工作上发挥了我在部队的职业特征,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人又好管理,所以,在科室办案半年多之后,我被选举到检察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位子上。到单位一年,根据推荐,我又担任了纪检组长。

  我当到副检察长也是“捡”来的。1991年,我被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副检察长搁浅后,没有把做领导揽权作为自己的追求,能心态平和,做好自己的工作,在1993年组织上准备将我调任公安局副局长时,换届后的新任检察长认为我能力还行,将我留下,提请人大任命为副检察长。就这样,又捡了个领导。

  我是对“领导”“权利”已经看开了的人,几十年来组织要我当,要我尽点义务,我会乐意接受,不要我当,我也坦然处之,绝不强求。

  不过,我对工作是十分负责的。在位期间,我是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的。我在位10多年,没有玩弄权术,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谋财谋物。我是对得起这个职位的,我是没有给这个职位抹黑的。

  平时,我爱看各种各样的书,我曾经看过关于民国“清白的军阀”段祺瑞的生平逸事,颇有感触。

  别的且不说,单说在钱财方面,段祺瑞确实做到了清廉。他家的门人从来都不敢向求见者索贿,否则会被枪毙,下属送来的贵重礼品,段祺瑞总是留下其中不值钱的一两件,然后将余下的都退回去。他收到的最重的礼品,是冯玉祥送的一个南瓜,这在当时贪污腐化成风的年代里极为罕见。

  段祺瑞不爱钱,不爱玩,不爱鸦片,也不爱女人,那么他是木头人吗?他不是,他也有醉心的东西,那就是权术。段祺瑞的一生,是不断地争权的一生,先是逼走黎元洪,独揽大权,后又对曹锟、徐世昌、冯国璋等总统多方挟制,甚至一时曾任“总执政”,民国肇始,百业待兴,段祺瑞对国家重建毫无建树,却忙于争权,上行下效,弄得全国烽烟四起,军阀争战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一人贪权而导致天下大乱,其为祸之烈,远远超出千百个贪于财货的败吏。

  遍阅史书,可以发现,古往今来的大独裁者往往视钱财如粪土,却无一例外贪权。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临死前,还要指定其儿子接班,难道举国之大没有一个堪当国运的贤者?至死都要贪权,难怪国家贫弱如斯。

  贪权是古今中外独裁专制者的共同特点,秦代儒生在关于秦始皇的议论中,有一条就说到他“贪权专断”。为什么贪权呢?因为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权力远远比财富更重要。都说皇帝富有四海,就是因为皇帝的权力威加海内,所有的人都得服从其意志,自然所有的财富都归其所有,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说一个生活俭朴的皇帝是一个穷人。朱元璋出身贫农,做了皇帝后生活也很俭朴,然而,他却有资格傲视天下一切的富人。明代的首富沈万三曾经在朱元璋面前抖了一下富,要出资帮他犒军,结果差点被朱元璋砍了头。掌握了权力,不仅拥有了财富,更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强制力。

  权力的魔力,不仅在于控制财富和广大的臣民,还是得遂己意的利器。很多关于希特勒的传记中都提到,希特勒对财富根本就不屑一顾,然而,正是由于拥有了权力,希特勒得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第三帝国,其荒谬的思想与意志曾经在一个广袤的空间里一度得以实现。

  实际上,很多人贪权,非但是贪恋荣华富贵,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欲望或意志,最典型的是无数的暴君和乱世枭雄。为了让自己“流芳千古”,紧紧地抓住权力,至死不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必然会对那些有才华的人进行打压,以防止其过于耀眼。在一个当权者嗜权如命的社会,自然是人才凋敝,万马齐喑。一人得以纵横天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就此成空。

  联想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从王宝森,到李纪周、李嘉廷,一批位高权重贪婪的领导干部落马,这固然表现了我们反贪污腐败的决心,但主要矛头还是对准贪财,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贪钱才算贪,殊不知贪权是最大的贪,是一切贪的鼻祖。

  几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狮子楼事件,就是一些干部贪权的结果。要说为了钱财,据说在事件中没有人贪污,但狮子楼就是在某些人“老子想怎样就怎样”中倒闭,而正是权力,给了这些人一个实现“想怎样就怎样”的平台。一些祸国殃民的形象工程、拍脑袋工程,在其兴建之初,决策者不见得是为了贪财,可能更多的人是为了能体验“青史留名”的狂想,以及一言九鼎、俯瞰众生的霸王之气。

  如此看来,很多人贪权,上升到精神层面说,是为了体验那种意气纵横,俯瞰众生的病态思想。历史上有些皇帝生活俭朴,却一样的意气昂扬,一大堆人围在脚下三呼万岁,我叫向东没人敢向西,如此得遂人意,别说去贪污,就是吃草根也愿意,精神上的优越岂是财富能买来的。这种残存的腐朽封建思想,便是一些人贪权弄权的深层动机。贪权者逞一己之意,却要以众多人遭受苦难为代价——一人快意而千万人壮志未酬,实在是大贪特贪。

  过分的贪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财产虽然宝贵,却具有再生性,被人贪去了,还可以通过流血流汗再创造出来;公共权力却没有再生性,权力被一家一姓垄断了,其他人便失去了权力。财产暂时的遗失,未必导致政权变质;政权被私人垄断了,公权便蜕变成了私权。失去财产的人仍是人,失去政治权利的人则不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工具。

  而且,公共权力被私人所垄断,必然导致两种严重后果:

  一是导致不可避免的腐败。这种腐败,可能表现为对公共财产肆无忌惮地侵占,也可能表现为对公共财产随心所欲地挥霍。从集体积累中拨出数千万元研究永动机,这种荒唐无稽的愚昧行为,便发生在某个闻名遐迩的农村。

  其次,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唯我独尊的专制,专制的最大特点是蔑视人的权利。在某个著名的农村,失去权利的农民只剩下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即对掌权者一家一姓的“忠心”;表面上人们拥有汽车、别墅、大笔存款,但是当他们的“忠心”变色时,这一切都将失去。

  最大的贪,是贪权,贪婪的专权者为了贪图个人意志的得逞而毁灭众多人的梦想,实在是祸大无穷。远甚于贪财好色的败吏。

  《菜根谭》告诫后人云:“多种功德,勿贪权位”,如果一个有身份有学问的人,为了追逐地位和权利,享受荣华富贵,而不顾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捞取资本去讨好比他权力更大的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甚至不惜出卖人格,而不是为了行善积德,比如说陷害岳飞的秦桧,这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有权势有地位,可是他的心灵却充满了罪恶,他的人格却是卑鄙无耻的,所以他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连一个乞丐都不如。

  因此,只有“多种功德,勿贪权位”,才能够真正体现一个人的道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