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八七章 夺情风波(上)

    但是任凭张四维如何优秀,却被高拱沈默张居正的光芒所掩盖,就像烈日当空,不见星月,人们根本意识不到,他已经当了十年的宰相。

    要说之前的高拱也就罢了,那毕竟是提携他老前辈,他又纯属新嫩,伏低做小也是应当的。但现在的首辅沈默,比他还晚一届。张居正的政治生命,更是早就应该结束,却逼得自己刚当上次辅,又不得不让位。两人牢牢把持着内阁的权柄,他只能做着敲边鼓、打下手的差事,张居正更是从来不正眼看他,甚至有心情不好时,拿他出气的经历。

    张四维只能默默的忍受着,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他都没有说过一句怨语,他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以‘宰辅’自命,充其量只是一僚属耳。因此,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他也绝不会自作主张而忤逆了二位上司。这种表面尊贵、暗里受瘪的滋味太难受了,这样的日子越久,张四维积累的痛苦也就越多,夜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他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是因为他相信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皇帝会长大的,权力会重构的,到时候自然有一番沉浮,谁说自己不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呢?

    终于,在默默忍受了五年之后,机会出现了——张居正父亲的去世了,当他乍一听到张父的讣告时,第一反应是解脱感,他想到张居正马上就要回乡守制了,这个给他强大压力的男人一走,剩下的沈默也没几天好日子了。皇帝已经长大了,不会再是聋子的耳朵,沈默也到了为他这些年削弱皇权埋单的时候了。驳中旨、削司礼监、撤东厂……这一笔笔账,皇家都是要和他清算的,之所以拖了这么些年,不过是时候未到罢了。

    一个不敢奢望的幻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张四维激动到难以自己。今日小皇帝这次谈话,更让他确信自己的判断……他一点也不介意皇帝想要留下张居正,因为这恰恰说明,皇帝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在迫切的寻找帮手了。

    而且张四维知道,愿意替皇帝当这个替罪羊的,还有很多很多,皇帝选择自己,就说明自己也是简在帝心,只是屈居张居正之后罢了。现在他只要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做,张居正转眼就能被口水淹没了,到时候怎么还有脸待在京城?自己自然会递补为头号人选,成为皇帝对抗沈默的唯一依靠。

    虽然对手异常强大,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帮手有很多很多。沈阁老当政后,言论自由,支持讲学,让原本就兴盛的讲学之风,变得如汤如沸、不可收拾起来。大明朝言论空前自由,各种奇谈怪论涌现而出。这些年来,南方一些文会社团,开始大肆宣扬一种‘非君思想’,这些人集结成会,把皇帝说成是万恶之源,将一切社会悲剧,都推到皇帝身上,并卖力鼓吹什么‘虚君实臣’的政治架构。因为从正德皇帝以来,三任皇帝都没有很好的履行过自己的职责,便给了这种说法滋生的土壤。尤其是在不服王化久矣的南方,这种说法甚嚣尘上,竟然很有市场。

    但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北方,这种说法就成了大逆不道。这些年来,张四维暗中联合了一些坚决拥护皇权的官员,这些人有二三品的部堂督抚,有新近的御史言官,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十分可观。他们组成了诗社,以文会的名义聚在一起,强调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声讨‘非君思想’,并将矛头直指当朝首辅,认为这种说法的泛滥,离不开沈默的纵容,甚至说是他为了效仿王莽所做的准备。他们商量着如何帮助皇帝恢复权柄,拨乱反正,只是因为皇帝太小,一应奏章都是沈默批复,他们才保持隐忍,等待时机至今。

    想到这些,张四维的心变得强大无比,他踌躇满志,相信自己虽然弱小,但一定可以取胜。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虽然打着一箭双雕的算盘,但张四维还是得谨慎从事,写奏章之前,他先到沈默那里,把皇帝召见的事情交代一番。果然,沈默说不出阻止的话,只能让他遵命便是。

    于是第二天。邸报上便登出了张四维请求夺情起复张居正的奏疏,疏中,张四维说大明一日不可无张居正,说夺情是舍一人之私情,造福于天下的圣贤之道,请皇帝千万要留下张居正。让人鸡皮疙瘩掉了一地,若不是白纸黑字署着名,怎么也不会把这样的马屁文章,和素来声望上佳的张四维联系到一起。

    但另一方面,向来貌似粗豪,实则油滑的吏部尚书王崇古,这次却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了。不肯按照皇帝的授意,出面挽留张居正,他回复皇帝说:“张阁老是两代帝师,顾命老臣,回乡奔丧应给予特殊恩典,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揣着明白装糊涂,显然是不支持夺情的。

    张居正处在舆论中心,如果保持沉默的话,就显得太露骨了。他只好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他的《乞恩守制疏》,在最新一期的邸报上全文刊登。这是一篇长文,虽然孝子之情哀溢于纸,但请求守制的语气并不十分坚决。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张居正迫于反对派的压力而作出的敷衍……张居正非但没有把话说死,反倒用了大量的篇幅回忆和小皇帝的点点滴滴,并说什么:‘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但是张居正一个‘夺情’的字眼都没提,观其奏章大意,还是要求丁忧的。所以他自认为,舆论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

    这对君臣,演起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觉着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下面就该顺理成章的夺情了。

    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把戏,怎能瞒得过人?于是官员们愤怒了,不安了。他们愤怒和不安的根源,其实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中旨!当年壬申政变时,正是六科喊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的口号,用封驳权打回了宫中的乱命。

    现在六年过去了,宫中又开始连连绕过内阁下达中旨!而且是比六年前危害更大的乱命!六年前那次,只是关系到一个首辅的去留,这次,却是关系到王朝的统治根基!

    本朝以孝治天下,不守制就是不孝,不孝子非忠臣,就是不忠不孝之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要求臣民做到一,自己就得先做到十,才能算是以身作则,垂范天下。现在做皇帝的,要不顾纲常强留,做臣子的,更是为了权位恋栈不去。如果这件事真成了,那天下人还有谁遵守孝道?连孝道都不遵守的人,又怎么会遵守臣道?那样人都会变成乱臣贼子,只要有点实力的,就想当皇帝,肯定要天下大乱的。

    这就是士大夫的强悍逻辑!

    位于灯市口大街的博伦楼,空间轩敞、装修典雅,而且价格在高档酒楼里也不算高,因此成为年轻官员聚会的首选。

    这日下朝以后,那些个早就约好了官员们,便在各自衙门换了便服,然后乘小轿往博伦楼汇集。这些人大都是万历后的进士,年纪也在三十岁左右,正好是商业繁荣、风气开化、社会变革、思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同时,他们又亲历了东南倭乱,又经过收复河套这一壮我人心的伟大胜利,因此心中匡时济世的心念,和舍我其谁的气魄,是前辈的官员所不具有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批生在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的年青人,虽然历经三朝,却只见到一个整天躲在宫里修道的老皇帝,一个整天躲在宫里采蜜的中皇帝,和一个整天躲在宫里读书的小皇帝。所以在他们心里,皇帝就该是躲在宫里享福,把天下交给大臣治理的样子。因此对于皇帝这次的‘越界行为’,这批年轻官员显得尤为反感,更认为自己有义务纠正皇帝的错误,一致君尧舜。他们这次聚会,正是为这个目的而举行。

    这会儿,包厢里已经坐满了官员,他们分成好几群,就近发表着看法,但显然还没有正式开始。看正位上空着两把椅子,似乎是在等两个重要人物。

    没有让他们久等,店伙计便领着两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进来。一看到他们,屋里的人都起身,纷纷抱拳笑道:“梦白、尔瞻,你俩可来晚了。”

    这叫梦白和尔瞻的,论年纪比在座众人都小,却似乎是众人之首。他俩相视一笑,那个矮一些、面容白皙的‘尔瞻’笑道:“我俩可不是故意来晚的,我们从衙门出来,拐到南石斋去了。”

    “南石斋?”众人兴趣大增道:“可是有什么大作见报?”

    身材高大的‘梦白’笑道:“正是,尔瞻兄写了篇文章,明天就要在报纸上发表了,他拉着我去南石斋,先要了人家几份,让大家先睹为快。”说着便从袖中掏出一摞散着墨香报纸,散发给众人阅看。

    报纸这玩意儿,在南方问世十年后,终于在万历初年,传到了京城。然而南北文化的巨大不同,商业活动的繁荣程度,市民识字率的差别,都使在南方红红火火的报纸,在北方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基本上只在北京、太原、济南等几个大城市有流传,发行量大都很小。

    不过所谓‘小’,只是相对于南方的‘大’来说的,事实上除了四书五经这样的教科书,它已经超过任何一种出版物的普及程度了。尤其是士大夫云集的北京城中,足有五种报纸在发行。南石斋印社发发行的‘时事报’,是五种报纸中发行量最小的,但对于士大夫的影响力却是最大的,因为它刊载的是各种时事评论和政论,有‘小邸报’之称。却由于其非官方的立场,而更加辛辣火爆。

    尔瞻和梦白,正是一对写政论的高手,他们的文章在小邸报上发表,思想激进又不乏深刻,深得年轻官员的拥戴,这才年纪轻轻,就俨然成了新锐派的代表。

    现在两人散给众人看的报纸上,便有那‘尔瞻兄’邹元标,所作的文章《论‘乞恩守制疏’》,一看就是针对张居正来的。

    只见他辛辣的讽刺道:‘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正常人都会匍匐星奔,凭棺一恸。’然而居正的奏疏中,却言语含糊,不舍官位之意昭然若揭,还振振有词的自称‘非常人’。这种对于自己的亲人,生时不照顾,死时不奔丧的家伙,果然是不在三纲、灭绝五常的非常人!’

    他还讽刺道,幸亏张居正只是丁忧,尚可挽留;要是不幸因公捐躯,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其实,居正一人不足惜,关键是后世若有揽权恋位者,必将引居正故事,甚至窥窃神器,那遗祸可就深远了,一言不可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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