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结束后,已到了下班的时间,别的人都纷纷回家,黄福瑞却返到办公室,关起门来一个人望壁独坐。

    他觉得心里很乱,说不清是高兴,是难受,是激动,还是焦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今天下午的事,来得太突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需要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太城该发生惊人的大事件才好。”最近两三年黄福瑞一直有这个想法。这是没有法子的想法,是听天由命又希望能开善目的一种想法。刚当上县长那两年,他可不像现在这样悲观。当时他很自信,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历尽艰辛,又是深入调查研究,义是东跑西颠地考察项目,又是上下左右找支持,拉资金,整天忙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可是结果事与愿违。他的助手及其一帮人,跟他想的完全不是一码事。他们利用工作谋私利,送人情,拉关系,找靠山,营造个人的势力范围。企业一个个建成了,窟窿也一个个拉下了。他们既发了财,又扩充了势力,又交了一大批上下左右的朋友,为他们说话,给他们撑腰,一个个红光满面,活得好滋润。却把那一个沉似一个的包袱,甩过来让他背着。他生气,发脾气。他们当着他的面,点头哈腰,陪着笑脸,只说是是是。一背过他,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该干什么还于什么,好酒照喝,麻将照搓。开始只限于企业,后来别的部门也是如此了。他叫干的事,他们愿干,当然都能干成,如果他们不愿干,就是这困难那问题,反正到末了也干不成。他堂堂一个县长,那里受得了这份子气,因此决定换干部。但是他推荐的人,一考察全是一大堆问题,没有一个够条件的。他认为不称职的干部,便是一点儿毛病也考察不出来。他作为县委的一个副书记,在人事问题上又没有拍板定局势的权力,弄得他只能干生气,一点脾气也役有了。记得让他当副县长那阵子,他死活不想当,因为他祖宗八代都是为民的,他从骨血里一点官欲都没有,他只想自己学的知识在工厂里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可他这个时候,真想当那个县委书记。加之,全区跟他一起当县长的几个人都已当了书记,唯独他没有当,就好像他不行,他犯了什么错误似的。但地区不让他当。不当就不当吧,他把希望寄托给新来的书记。按说,先后新来的那三个书记,都不是稀泥软蛋,都是有魄力,有心计,有能力的人。他看得出来,他们都有改变太城局势的决心。然而,他们几乎都还没有干出什么来,就都匆匆地下台了。这使他认识到,即便让他当了书记,也不一定能怎么着。或许反而招来大祸,落个不明不白的免职也保不准。他因此害怕了,因此改变了策略,学着世故一些,圆滑一些,不再叫真,不再得罪谁,想着快一点离开太城,争取在地区有个适当的安排,面子上过得去,后半生有个依靠的单位就行了。想是这样想定了,憋在肚子里的那股子气,还是时不时地在攻他那做人的尊严。有时他憋不住,想跑到上面去告状,硬是被老婆孩子拉住劝住。他们说,你告人家有什么凭证?没有凭证,不是诬告?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想也是,自己确实不掌握他们的证据。他相信,如果不是他们伙里人站出来,即便上面信任他,派人来查,也绝对查不出任何证据来。这个已经有验证了。过去也有人告过,上面也派人来查过,末了非但没有查出他们什么,反而查证出了告状人的问题,其中还有一个人了狱。他毕竟是年过五十的人了,不愿去冒那个险。过去他看历史书和历史戏剧,见几个奸臣当道的时候,那么多的忠臣硬是束手无策地被奸臣们一个个杀掉,总觉得那些忠臣们太窝囊,太无能。现在他才理解那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常常无可奈何地空想,希望有惊人的大事件发生,比如来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把那些坑害人民群众的恶鬼们统统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痛痛快快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彻底革命。或者,来一场瘟疫,专染那些吸血鬼,让太城死上几十人,几百人。那么,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福瑞不能不承认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确有惊人之处。对于栗宝山的到来,他本不抱什么希望。所以,那天栗宝山找他谈话时,他只客观的正面的介绍工作情况,一句也不涉及人的问题。当栗宝山打问到银俊雅时,他不表任何态度,轻轻一句绕过去。当时他从栗宝山的口气里听出好像对银俊雅怀着深重的抵触,好像要对她采取什么惩治的措施,心里很不安,很为栗宝山担心。但不便说出口。对银俊雅本人,他有他的看法,有他的一个大约的估计。他认为银俊雅肯定有作风问题,肯定是潭祸水。只是和那三位书记好像不大可能,起码没有那么邪乎。有人说银俊雅和贾大亮他们是一伙。他有时信,有时不信,常常半信半疑。银俊雅曾经给他打过好几次电话,他都及时挂掉了。他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是对的。他觉得这可能是他虽然受气却没有倒下来的一个原因。现在他弄不明白的是,一天以前,栗宝山对银俊雅还是那个态度,时隔一天,跟她谈了半天话,竟然变了一百八十度,召开万人大会给她平反。幸亏那天他没有顺势表态,否则不把自己装进去了。究竟是银俊雅把栗宝山降服了,还是采宝山另有说法,他猜不出,估不透。但有一点他清楚,这件事在太城县绝对是破天荒的,是谁也不曾想到的。虽然不像他设想过的那样的惊人事件,可也确实让人震惊。栗宝山竟然把那种见不得人,只能私下里议论的事,堂而皇之地拿到万人大会上去讲,讲得还是那样正而八经,入情入理,使全场上的人为他鼓掌。想想会场上的气氛,再想想贾大亮他们当时的表情,尽管他们也跟着鼓掌,可他凭着潜意识知道,他们不高兴,他们在琢磨着对策。而坐在台下的银俊雅则是一副得意的表情。这或许说明,她跟他们不可能是一起的,起码就这个问题而言。那么,银俊雅是否跟栗宝山达成了某种协议,要一起来对付贾大亮一伙呢?如果真是那样,他自然高兴。可他又担心采宝山要失败。栗宝山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厉害。何况,怎么能相信银俊雅这样的人呢?他思前想后,没有一个满意的结论,没有一个准确的主意。

    电话吱啦啦一阵尖叫。

    黄福瑞看看电话,不去接。因为他断定电话是家里打来的,不是老伴就是儿子闺女,他们等他吃饭,等他又一次进行那没完没了的势均力敌的劝说。他嫌他们麻烦。尤其这个时候,他最愿意一个人待着,一个人慢慢地消化那些烦心的事。

    电话还是不住地叫。他不接,也无法安静,索性拿起来,一听是儿子顺德的声音,把电话扔到一边,任凭儿子怎么呼唤,也不答理。可是他没想到,不一会,儿子来敲他的门了。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他只好开门让儿子进来。

    顺德是黄福瑞心上的一块病。想当初,他对这个儿子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儿子比他强,学习好,品德优,上大学,搞学问,有造就,能够给他争一口气。不料,儿子不但学习差,还染上不少坏毛病,抽烟,酗酒,论哥们,玩世不恭,没有是非地赞赏和追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因为忙于工作,当黄福瑞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尽管又是苦口婆心地教育,又是体罚抽打,大动干戈,费了很大的心气,无奈儿子非但依然我行我素,还时时顶撞他,气得他几次差点死去。到了临近高考的时候,依儿子的学习成绩,是一丝一毫的希望也没有。母亲为了给儿子弄个学校上,要他给想办法,或者走定向,或者走代培。他不愿为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损坏自己的名誉,一口回绝了。可他想不到,他老婆竟然背着他去找贾大亮。这一找,贾大亮就给把这事办成了。直到儿子上了师范专科学校,他才知道。气得他踹脚打老婆,要把儿子叫回来。却经不住亲戚朋友劝,只好任其如此。儿子还是得寸进尺,毕业后不愿当教员,要求改行。他母亲怕再惹丈夫生气,不肯去活动。儿子就直接找了贾大亮,结果改行安排到了人民银行。黄福瑞知道后,要贾大亮纠正。贾大亮嘴上答应着纠,却迟迟不动,有意拖着,儿子则天天跟他闹,甚至动手打了他。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是黄福瑞最觉得抬不起头来的一件事,也是他落在贾大亮手里的唯一的一个把柄。

    “你不回家,不接电话,一个人在这里发哪门子神经呢?”顺德一进门就用驯斥的口气对他的父亲说。在他看来,他的这个父亲是最窝囊、最无能、最没有人情味儿的老古板。

    “你来干什么?”黄福瑞忍不住地训斥这个不肖的儿子。

    “干什么,叫你回去!”儿子的声音比他还大,而且向他瞪起大眼珠。

    黄福瑞最怕人家听见儿子跟他四架。他不得不咽下一口气,一边关门,一边放低了声音说:“有什么事呢?”

    “叫你回去吃饭。”

    “我不饿,不想吃。你们回去吃吧。”

    “不想吃也得回去,我妈还有话要对你说。”

    “你回去告诉你妈,我这里有点事,待一会再回去。”

    “有什么事?是不是对下午的会不满意?我看人家姓栗的书记讲得蛮好,为什么要把人家的私生活看得那样严重,弄得满城风雨?人家爱跟谁好跟谁好,管得着吗?吃饱了撑的啦?要我说……”

    “你给我住口!”黄福瑞一半是训斥,一半是乞求。他最怕儿子在这方面给他捅漏子,如果让外人听见了,会怀疑他如何如何。儿子却不管这一套,专拣老子最疼的地方掐,用以治服老子,求得他的胜利。他见老子着了急,害了怕,更是提高了声音说:

    “为什么让我住口?你害怕什么呢?你不是共产党人吗?

    有什么惧怕的?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如果对下午的会有意见,干吗不公开讲出来?于吗要这样唯唯诺诺,一个人钻在这里,连饭也不吃,自个儿熬煎自个儿?你不觉得活得太累吗?”

    “你!你尽胡说些什么?”黄福瑞又急又气,真恨不得去堵上他的嘴。

    顺德却得意地笑着说:“行了,看把你吓得。真亏你还是个县长呢。别废话了,快走。再要不走,我就到大街上去嚷,说我的老子不同意给银俊雅平反,反对新来的县委书记。”他说着走过去把门开了。

    黄福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顾全大局,听令于不肖儿子的摆布。他出了门,让儿子先走。儿子还是坚持走在后边。到了这种时候,他还能有什么办法?于是,他在前面走,儿子在后面跟着,就像押着一个俘虏似的。这样的情况,已有好多次了。每到这种时候,他就非常难过地想,自己到底在前世造了什么罪,为什么会遇上这样一个孽仔!如果没有这个孽仔,或许他在工作上不会像现在这样憋气。

    一进家门,女儿顺意根本不管他吃饭不吃饭的事,首先拉他到自己的房里,说她所关心的事。

    两个孩子比较起来,顺意还让黄福瑞感到比较满意。她虽然学习不算很好,但品行没有什么问题,也知道尊敬父母。初中毕业以后,她说她考上大学的希望不大,也没有那个雄心壮志,使考了个商业中专,回来后在商业局上班。只是在地区上学时,和一个男同学相好,那男同学家在市里,分在地直一个单位上班,他提出,只有她调到市里去,他们两人的事才好定夺。顺意为了调动,跑过市里好多次,都因种种困难,未能成功。后来知道父亲有调地区的意向,一下思想开窍,高兴得不得了。可是,母亲不愿离开故土,父亲调动的决向很被动,从来不去找一找,活动活动,总在那里等着组织决定。为了说服母亲和父亲,她几乎天天都在做他们的工作,遇上有说服力的事,更是抓住不放。今天正是如此。

    顺意拉父亲坐下说:“爸,这回你该下决心了吧?今天下午的会,再明白不过了。从前有人说,银俊雅跟那帮子人是一伙,使美人计害书记,撵书记们走,好让他们的人上台执政。新来的书记开万人大会给银俊雅平反。实际也是给贾大亮他们平反,说明他们过去什么问题也没有。这不是明摆着说明栗宝山信任贾大亮他们吗。他们现在的策略正是要取信新书记,挤你走,取你而代之。你还不来个识时务,主动让贤,在市里头谋个好位子,等什么呢?”

    黄福瑞苦笑一下说:“你看你都想到那儿去了。”

    “怎么,我说得不对?”顺意不高兴地问她的爸爸。

    “当然不对,你就爱事事跟你那个意愿联系起来。”黄福瑞在女儿面前显得又亲切又愉快。

    “怎么不对,你给我说说。”顺意拉着父亲的胳膊,撒娇地说。

    黄福瑞从来不把自己在政治旋涡里的思想告诉给子女。

    而且不许他们随便乱说,防止别人误以为是他的看法。即使对老婆,也有很多很多的保留。所以,他给女儿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行了,知道不对就行了,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你的事老爸会考虑的。”

    “又是那一套。”顺意知道再追问也没有用,只好还说自己的理:“爸,你不要总觉得自己想的对,你应当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我以为我的分析绝对没有错。你想想……”

    “行了行了!”黄福瑞的老婆焦翠凤这时候推开门,打断女儿的话,“快让你爸吃饭吧。”

    “好好好,爸爸先吃饭,我去给爸爸弄。”顺意笑一笑站起来。

    “我早就弄好了。”她母亲说。

    “那好,爸,走吧,快去吃。”顺意扶黄福瑞起来,到了饭厅,四个热菜两个凉菜,一碗稀粥和两片馒头已在餐桌上放好。黄福瑞知道他们已经吃过,便在餐桌前坐了下来。这时候儿子早已出去,老婆和女儿在旁边陪着他,使他感到家庭里的一点温馨,先前那忧虑和气愤暂时退居三舍,胃口好像也有了。

    顺意在一旁看着看着,憋不住又说道:“爸,那个栗宝山书记挺有意思的,经他那么一讲,不相信的人也愿意听,好有鼓动性呢。他这一手好厉害,你说是不是?”

    黄福瑞嘴里嚼着饭,心里又盘算起那些不明不白的事,没有听见女儿问他的话。

    “爸……”顺意要叫醒爸爸,被她母亲扯了一把。母亲用眼睛对她说:“别再扰乱你爸了,还不让你爸吃个省心的饭。”随后,她走过去拍一下男人的肩膀说:“快吃饭吧,别再费那些没有用的脑筋了。什么官呀位呀是呀非呀的,全没有用。身体好,我看比什么都强。你要听我的话,早把那个芝麻官辞了,当个老百姓有多好。住在这个小县城里,什么心也不用操,环境又好,人又熟,工资不多也不少,够花的了。别管他这个那个的,省得我整天为你操心。”

    顺意听了接上说:“妈你可真是的,不叫我说,你倒说了这么些。我尽不爱听你那不动窝的守旧宣传了。”

    焦翠凤是土生土长的太城人。他们家祖辈都是种地的,到父亲赶上了好时光,县里建农机修造厂征用了他们种的地,父亲因此当上了工人。黄福瑞一九七零中学毕业分配到农机修造厂劳动锻炼,正和焦翠凤的父亲在一个车间。她父亲见黄福瑞人又老实,又有学问,便把女儿许配给了他。焦翠凤跟他们家里的人一样,实诚,厚道,勤快,简朴,生活上最容易满足。虽然文化不高,连初中也没有上完,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但由于她的那些优点,黄福瑞感到跟她过得还算幸福。开始那几年,焦翠凤见当领导的女人都调好工作,也向黄福瑞提出来过。黄怕影响不好,没有答应。后来她也就不再提了,觉得当个售货员也不错了,何必再劳那个神,还给丈夫加负担。再后来,百货公司的领导以工作需要把她调到了办公室,让她看电话,搞收发,她更觉得没有再提换工作的必要了。这些年来,尽管黄福瑞把的很严,从不答应给亲戚朋友办什么事,但黄福瑞毕竟是县上的主要领导,别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加上焦翠凤暗地里鼓鼓捣捣,她娘家及其亲戚朋友们也办成了一些事,诸如上个户口呀,当个合同工临时工呀等等。因此,感激她的人一大片再加上从小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对这里本来就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她觉得太城县比什么地方都好。那年她进了一趟市,回来病了好几天。她说,一到市里那个地方,到处是楼,到处是人,到处是车,憋得要死,烦得要命,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从那以后,她下了决心不往市里去。因此,一直主张不动窝。对女儿想鼓动她父亲调地区很反对,这时又顶女儿说:

    “不爱听,谁让你听了?我是给你爸爸说,又不是给你说。我知道了,你想调,我不拦着,我也管不了。你爸爸的事,不用你来管。”

    “我要管,偏要管。”女儿顺意很生气地顶过去。

    “我就不叫你管!”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不要再吵好不好?”黄福瑞见她们母女两又争执起来,很恼火地打断她们的话,两个人见他发了火,便不再争执下去。在这个问题上,她们母女两坚持的原则是一样的:只要是老头子真生了气,她们绝对不再说什么;保护老头子的健康是最最重要的。

    黄福瑞每到这个时候,都感到家庭的那一种特殊的温馨,所以他的气也就很快地消了。不过,他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想什么,匆匆地吃完了饭,躲到那边的屋子里一个人去想。

    这边,焦翠凤和顺意在黄福瑞离去之后,少不了又争执了一会。不过,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两个人谁也没有真动气。这已是好几年的惯例了。

    过了一会,有人敲门。

    顺意打开门一看,是强毅。

    “你爸在家吧?”强毅问。

    “他不在。”顺意笑答。

    “又在骗我。”强毅看一眼顺意,径直走了进来。

    顺意不拦,也不说什么,把门关上了。

    强毅推开黄福瑞待的那个屋子的门,进去了。

    黄福瑞见是强毅,指指旁边的沙发,让他坐下,自己继续低下头来抽烟。

    强毅是黄福瑞比较看得上眼、也比较信得过的一个人。

    他刚满四十岁,年富力强,为人正直,公道,善于联系群众,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本来是人事劳动局局长的合适人选。黄福瑞也作了推荐。但贾大亮想用他圈里的人,暗地里做手脚,写黑信反映他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结果,秦会林当了局长,他还是副局长。尽管这样,强毅也不抱怨黄福瑞软弱无能,十分理解黄的处境和难处,依然敬重他,支持他的工作。这使黄福瑞很受感动。正因为这样,他们两人的心靠得比较紧。不过,平时强毅很少跟黄福瑞接近。这也是黄福瑞比较满意的地方。今天,他找上门来,是很少见的事。

    黄福瑞知道他准有重要的话要说。从内心里讲,黄很高兴他这时候能来。

    “吃过饭了吗?”强毅坐下后,见黄福瑞只顾问头抽烟,不说什么,只好找句问话打破沉默。

    “吃过了。你也吃了?”黄福瑞搭腔道。同时,抬起头来看一下强毅,把茶几上的半包香烟递过去。

    “吃了。”强毅接住咽,抽出一根来,点燃了。他知道,黄福瑞心里想些什么,是很难让他自己说出来的。他想的,你只能猜,只能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和只言片语,去判断是否说中了他的心事。所以,他抽了几口烟之后,开始说他要对他说的话——

    “这事总体来看,大概是件好事。银俊雅一直是他们手上的一张牌。他们靠这张牌,打败了对手,也搞散了全县人的心,罪过是不容饶恕的。搞掉他们手中的这张牌,于民有利,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原先我们分析,栗宝山可能采取整治银俊雅的办法。结果正好相反。现在细细想来,栗宝山的办法还是比较高明的。他把不便公开的事情公开化。虽然许多人不相信很俊雅清白冤枉,但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真凭实据。所以给她平反,不会有人反对。在这个基础上,宣明纪律,不准再传此类新闻。这就堵住了它的市场。不仅不会引起银俊雅的抵触,而且保护了前任的领导,给地区争了面子。”

    说到这里,强毅有意停下来,注意观察黄福瑞的神色变化,见他眉间的皮肉松展,接上说:

    “至于说,栗宝山会不会被银俊雅一下子迷了,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就算栗宝山一见这个倾城的女人就动心,也绝不会这样做。他比较年轻,肯定把个人前程放在第一位,况且,‘前车覆,后车诫’,他是在连倒三任书记的情况下来赴任的,不会不特别特别地注意这个问题。召开万人大会给银俊雅公开平反,没准是地区的授意。”

    黄福瑞看了强毅一眼。强毅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强毅说:

    “这当然只是一种分析。我是想,栗宝山初来乍到,采取这样大的举动,起码应该给地区打个招呼。”

    黄福瑞一边吐烟,一边不由自主地点了一下头。

    强毅接着说:“不管怎么样,应该说这是件好事。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支持。这连他们那些人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的。至于栗宝山下一步会采取什么策略,现在还看不出来,也猜不透。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跟贾大亮他们妥协,挤走你,让贾大亮当县长,保个平稳,保住自己。这正是贾大亮他们所希望的。一条是找准贾大亮他们的问题,把他们彻底揭露出来。这是我们的希望,人民的希望。但是,要走这一条路也难。”

    黄福瑞听了最后一句话,只是狠狠地抽烟。

    强毅见他心里难受,又解脱他说:“不过,事情总会好起来的,邪恶总归是要失败的,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时机不成熟,硬碰只能是自己吃亏。这样看来,走也不见得就不好。”

    黄福瑞吐出一口烟雾后,沉思着。

    强毅是一直支持黄福瑞走的。他曾多次向黄分析过走留的利弊,告诉他继续留在太城凶多吉少。黄虽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但从未表达愿意走的态。这并不是因为老伴不同意,根本原因是他咽不下这口气,不甘心交出县长的椅子,让贾大亮那样的人去坐。强毅见他又陷入沉思,便又劝他说:

    “自古道,大丈夫能伸能曲,好汉报仇十年不晚,我们也没有必要制那个气。既然这里的问题你不便于解决,换个人来解决也是好事。而且,有的时候,正可以以祸得福。如果不是这样,调地区或许是很困难的。虽说黄县长已经过了五十,但还有八九年的干头。要是能安排个合适的职务,还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到时候,我还可以调去,继续在黄县长手下工作,也算有了一个发挥作用的环境。”

    黄福瑞递给强毅一支烟。强毅打着打火机,先给县长点着。

    又传来敲门声,强毅立刻站起来告辞。

    来的是龚泰民。他和强毅在院子里相遇后,彼此点点头,一个匆匆离去,一个进了黄福瑞的屋子。

    龚泰民是八五年机电学院的毕业生,年仅三十五岁,知识渊博,思想解放,敢说敢干,是个难得的人才。黄福瑞在工厂里发现后,把他调到政府办公室,任命为副主任,正准备推荐到计经委挑更重的担子,有人向上写信揭发,说他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经常在下面出言不逊,贬损地区。省,甚至中央的领导。于是一个批示下来,要县里立即将他调出党政机关。黄福瑞哪里顶得住,好说歹说算是保住了他的待遇,调到地方志办公室去当了一个没有什么活可干的副主任。龚泰民为此写过好多上诉材料,要求澄清事实,平反冤案。但无论他怎么申诉,全没有人来理他,弄得他实在没有办法。他敬佩黄福瑞的清正廉洁,也感激黄福瑞对他的器重和保护。他是外地人,平时尽管很想找黄福瑞诉诉心中的不偷快,但为了不给县长惹麻烦,他很少到黄的办公室。到家里今天是头一回。

    “是小龚,快坐下。”黄福瑞见是龚泰民,显出热情,给他让座。

    龚泰民坐到黄福瑞对面的一把椅子上,看了看这位县长,快人快语地说:“黄县长,我觉得今天下午的大会开得很好,让人有回肠荡气之感,不知你感觉如何?”

    黄福瑞面对他看重的这个年轻人,既不能说假话随声附合,又不能把自己复杂的心理说出来,保持沉默吧,龚泰民设下那个问号以后,直直地看着他,非逼他表态不行,没有办法,只好模棱两可地说:“会开得怎么样,各人都有各人的感受,那还用说吗。”

    龚泰民对黄福瑞回避问题的回答,很觉得憋气。但在他尊敬的老领导面前,不好继续追问。不过,他已听出来,黄县长还存着疑义,因此,干脆把自己完整的想法说了出来:

    “黄县长,不管你怎么想,我认为,栗书记今天下午所采取的举动,是正确的举动,聪明的举动,是解决太城县问题的一个开端。从采取这个举动,可以看出,栗宝山是一个有魄力,有心计,有水平的人。有了这样的书记,你这县长不是好办了吗?你应当充分地相信书记,把你所了解的情况无保留地告诉给书记,跟书记团结起来,端掉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恶人。”

    黄福瑞用惊讶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他觉得龚泰民还是太年轻了,看问题很简单,不像强毅那样成熟和深沉。可他的勇气令他敬佩。他想,他要跟他换个位,龚泰民或许不会像他现在这样窝囊。在他的记忆里,龚泰民还是第一次把问题挑得这样明白。他有点为他担心,不得不警示他说:

    “小龚,我不能不提醒你,今后在外面说话可不能这样无所顾忌。你要明白,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一句话说得不合适,可能要你付出一生的代价,你懂吗?”

    龚泰民笑一笑说:“我当然懂。我在你面前说的一些话,离开你,我肯定不对任何人讲。问题是,我觉得你不应当那样怕。既然处在矛盾的一个方面,既然矛盾要解决,总不能不交锋。何况真理又在你的这一边,有什么可害怕呢?容我直言,正因为你害怕,你软,他们才无所顾忌,才那么硬。

    如果你还抓不住这一次的大好机会,还在那里观望,搞调和,或者谋划着一走了之,都是大错特错的。”

    黄福瑞用有些愠怒有些惊讶的眼光看着龚泰民。龚泰民忽然觉察到自己的语言过头了。他赶快站起来说:

    “对不起,我的话可能惹你生气了。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希望你能很好考虑考虑。今后如果哪里有用得着我的,请黄县长打个电话,我保证随叫随到。不烦你了,我走了。”龚泰民说完后,匆匆地走了。

    黄福瑞望着龚泰民关上的门,沉思良久。